就以“重大政策”为例，到底怎么定义呢？由谁来定义呢？若是完全由市府团队定义，市民究竟又能参与多少呢？会不会如一位丈夫所讲的“家中大事由他决定，小事由太太决定，不过到目前为止，家里没发生过大事”呢？更何况“重大政策”势必牵涉到许多专业知识，一般市民在专业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又能参与多少，最后恐怕还是必须由专家提供意见，试问与现行制度又有什么差别？
至于公民论坛讨论，究竟要有多少公民参与论坛才算数。人数少则缺乏代表性，有一定公民数的参与又旷日废时；若是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又无法搜集不用网络的公民的意见，能达到预期效果吗？更何况论坛的想法，忽略了许多公民会选择“理性的无知”变数。因为对于许多公民而言，关心公共事务的收获，会比他们花同样时间工作的收益少，所以选择不参与讨论的“无知”！
此外，保障市民对市政议题的提案权和监督权，也会与现行议员的职责有所重叠。若是议员的工作大部分都被市民取代了，试问台北市的公民还要花税金来养这些议员吗？若是两者的职权造成冲突，到底要听谁的呢？市长不用经常性地面对市民的质询，却需要面对议员，最后的结果如何？不言可喻！
尽管柯文哲提出漂亮的口号要把“市长的权力还给市民”，避免城市发展被权贵垄断，然而在很难有配套措施及与现行制度运行有许多重叠情况下，把“市长的权力还给市民”，终究只是空话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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