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北京工作的谢女士称，她的弟弟谢诚像走火入魔似地玩起了“土豪游戏”，疯狂给一位住在南京的女主播打赏，已经打赏了十几万元。由于父母贫困，谢女士的弟弟竟通过校园贷维持给女主播打赏，就像得了妄想症，在朋友圈里故弄玄虚摆出一副富二代的姿态。（8月10日《扬子晚报》）

　　在网红经济、共享经济裹挟之下，网络直播无疑已经成为资本风口的新贵，也成为互联网经济推崇的“当家花旦”。 网络主播，并非就是邪恶的代名词。但从其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却可以说是“带着血和肮脏来到这个世界的”。即便到现在，要说其有多少积极意义，仍是不现实的，更难说是一股“清流”。

　　打赏虽然说是种个人行为，但即便“打赏”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行为，但如果一个像谢女士弟弟这样的成年人不能根据自己家庭的收入情况而量力而为，伪装成土豪疯狂打赏十几万，而父母却在家中吃低保这就已经过度，通过炫耀性地消费、透支性地花钱来表达对主播的喜爱，就是一种心理疾病了，更是伦理价值观的扭曲。

　　如今，全民直播的热浪可谓是席卷全国，游戏、唱歌、聊天等，直播形式的多样化满足着不同的受众群体， 然而直播火爆之下，其有关“打赏”的负面新闻也频发。媒体之前曾有报道，比如《悄悄打赏男主播，上海13岁少女两月败光父母25万元》、《江苏淮安女会计挪用270万公款疯狂打赏》。

　　从熊孩子到大学生再到成年人，对于这样的打赏行为，无论是富裕阶层，还是平民百姓，想在打赏主播间建构一个“土豪”的身份定位和价值认同，本身就是和社会伦理价值观是相悖的。而且粉丝们之所以愿意为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人奉献浓浓爱心，除了内心原始的欲望作祟之外势必也会有着现实中的期待与需求，这在这个网络直播越发泛滥的当下，更值得公众深思。

　　面对这层出不穷的“打赏事件”，社会确实需要反思，如何遏止打赏的疯狂。是禁止主播们不断要赏，还是对打赏的礼物、金额进行限制，抑或设立打赏预警机制，必须予以制度考虑了。否则，其所产生的恶性连锁反应，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涟漪，并不断漾开!

　　最后笔者想说，用金钱来换取精神上的满足，得到的只能是空虚与寂寞。（中国台湾网网友：吴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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