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太阳花学运”一开始的导火索，是在2014年的3月18日，有一群台湾的年轻学生认为马英九当局和国民党的“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两岸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愤而冲进台湾“立法院”，引发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众占领的社会运动。学生们在占领“立法院”长达24天的过程当中。并由于此事件，产生了所谓的“太阳花世代”；老师在课堂上用广告的形式来说明“太阳花”世代的心里需求，认为应该关注这个世代的心里，此种观点还不足以说明太阳花世代的基本特征，也无法回答台湾社会未来的走向，因为这些年轻人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很少有建设性的具体方案。时间过去3年，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世代的诉求以及学运领导人最后的归宿（基本都融入体制内），显得如此具有讽刺意味：台湾社会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一、对未来焦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太阳花运动”的兴起是台湾社会近20年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结构性矛盾。台湾这20年的经济成熟、产业升级困难与教育政策，使就业环境更雪上加霜，加上婴儿潮世代持续占着中高阶的位置，鲜少代谢，但1976后世代却因广开大学，人人都成了大学生，自视甚高攀望高阶，这到了金融海啸后更加恶化，出社会愈晚的世代感受愈强烈；最高心血培育、捧在手心、娇养富养的金融海啸后世代，现实却可能要过最苦的日子。

　　然而现实却不再给与台湾岛内年轻人太多机会。台湾“新世代”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从而衍生出“代际不公”或“同代不公”的社会问题。马英九执政时期借助两岸经贸，联结亚太地区，给台湾引入经济活水层面建树不少，但是产业升级仍是阻碍台湾经济再成长的症结，产业升级停滞不前。被遗留在岛内的“新世代”沦为“待业族”、“青贫族”和“无壳族”贫富差距扩大、家庭所得M型化（中产下流化）的核心。经济成长财富分配集中在企业与最上层家庭，饼看起来无法扩大或扩大了也吃不到，贫富差距恶化到一般民众渐要入不敷出，尤其是年轻人，造成的庶民下流化与阶级流动焦虑，才是恐惧的总和。因此，太阳花世代里不属于上层家庭的那80%，已唱不出激昂励志肯定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或《明天会更好》，唱的是苦涩中仍有寄望却还婉转中性的《天色渐渐光》。由此，亦不难预见，网络已流传了2、3年、预测将继“小确幸”一词后普遍流行的“温拿—鲁蛇”（winner-loser）一词，代表了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患寡，同时也患不均”的经济极端气候年代。

　　社会不满需要一个敌人，需要一个窗口。大多数年轻人长久以来因对未来充满不确定而累积的焦虑与不安等，都借着“服贸”在立法院中30秒过关的荒腔走板为理由与窗口而一并发泄出来。国民党以及服贸协议程序成为了这个一个完美靶标，当“学运”领导人喊出口号的时候，大部分参与者仅仅是一群情感表达的乌合之众，而毫无理性可言，根据台北大学社会系的研究显示我们以学科领域的大小作为权数来调整，计算出一个加权后估计值，分别为54%（同侪态度表达支持）及37%（同侪行动展现支持），若采更保守的计算方式，则同侪态度表达支持为55%，而行动支持则降至31%。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们是对苦日子没有准备的年轻人，把希望寄托给了政治运动，而实际上对现实毫无帮助，甚至沦为特定政治人物与派别的工具。

　　二、生命周期理论：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没有改变

　　台湾作家张铁志认为生长在经济腾飞与政治民主化的时代，台湾“新世代”最大的特征在于价值观的转向，即越来越多人属于美国政治学者Ronald Inglehart 于上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 价值观。他们更重视自主性、自我表达和非物质的价值满足。相较于单纯追求财富，而安于现状秩序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则更重视政治参与，甚至会参加“非传统的政治抗争”，诸如示威、罢课、占领建筑物，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并对执政者施压。“太阳花学运”这一世代的台湾青年就是这样一群人，多数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政治转型以后。在他们眼中，民主、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不用思考的选择，加上多年的民粹主义政治的影响，以及绿营的纵容与支持，因此，他们享受言论的无尺度的自由而不用担心法律的惩处，他们进行激烈的街头抗争而不用担心军警的镇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他们的个人主义呈现出极端化的倾向，他们的口号是: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台北大学社会系在对院外静坐人群所做的调研中发现，学生群体中93%为专科以上学生，其中以大学部学生占最多数(73%)。大学生样本当中，大四占30.0%，大三27.2%，大二22.6%，大一15.9%。台当局“教育部”的在学人数统计显示，从大四到大一，年级越低，总人数越多，与此处样本年级分配相反。因此，可推论“年级越高，参与率越高”。有可能是高年级生因公民成熟度高而更关心公共事务，也有可能因修课时数较少，时间较有弹性。社会人士参与者当中，四分之三以上有大学学位或更高学历(56.7% + 17.3% + 2.1% = 76.1%)。将此数值对照前一年社会变迁调查资料，全台湾约有 29.3% 的人口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年龄 35岁以下青年及壮年人口当中，学历为大学毕业（或以上）者约 61.7%。换句话说，“立法院”外静坐者的教育程度显著高于同龄人口。这群人刚好就是受到台湾高校扩招受到影响的群体。

　　太阳花学运期间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退回两岸服贸协议、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以及要求马英九亲自到“立法院”响应他们的诉求，不过由于未获具体响应，抗议学生们在3月23号决定扩大战线，冲击“行政院”。警方出动镇暴水车强制驱离，并引发冲突，过程中有群众和警察受伤。这一事件之后的民进党作为最大的在野党之后高举“世代正义”的青年政策口号，不只提供一个让“新世代”宣泄情绪的平台，“青年议会”同时还邀请该党在当地的候选人或党籍公职人员，实现从“意见”到“政见”的现场转换，积极响应青年的需求。民进党上台之后推出的第一道“牛肉”就是强行推动“一例一休”，大幅度提高加班费计算标准，意图兑现部分政见，通过当局干预经济减少劳动力市场供给，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提高劳动者价格，强制迫使企业给员工加薪；然而，台湾大多数企业是中小企业，毛利本来就低，面对政府规则，选择了不加班或者雇佣part-time的方式解决问题，造成台湾社会整体性通货膨胀，而劳工薪资并没有实质增加的所谓“四输”（企业、劳工、消费者、政府）局面。当年轻人什么都想要，而不顾现实的时候，往往是什么都得不到。

　　一位依旧对民进党充满期待的年轻党工这么说：

　　进了民进党以后才发现，世代差异真的很大。我们虽然都是些小人物，但还是很希望“上面的大人”能多听听年轻人的声音，因为我相信，年轻人才是未来代表民进党的脸孔图像。

　　三、仇视大陆

　　台湾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往往不是非常顾忌大陆民间的声音，在舆论场域总是强调台湾的声音，并且不断培育“仇视大陆”的舆论氛围。太阳花学运“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了台湾社会的恐惧中国症候群”。也造成了台湾社会年轻人对两岸关系以及大陆对台湾的基本态度缺乏了解，以及特定群体对大陆仇视情绪。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大规模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年轻族群、泛绿政党认同者与公民意识较强者的民众最可能去表达对‘太阳花学运’的支持。统‘独’立场上偏两岸统一支持者不支持‘太阳花学运’的可能性，会比较偏向‘台湾独立者’支持‘太阳花学运’的可能性来的更为强烈”。

　　1、虽有理性判断，但缺基本尊重

　　大陆对台湾的经济让利以及政策优惠的一个基础是“两岸同属一中”、“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坚持两岸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基础，很难想象大陆对台政策变化。“太阳花世代”反大陆，但经贸上，他们认清现实，知道在经济上台湾并没有优势。据岛内民调显示，太阳花世代确已认为大陆经济发展已势不可挡，且对台湾影响不亚于美国。然而太阳花世代理性判断如何世界发展趋势，在情感上却缺少对大陆以及人民的基本尊重，近几年两岸民间敌意不断上升，而台湾学者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大陆政治改革以及对民意的重视程度，显得非常没有远见。

　　2、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台湾的结构性向绿化转移是目前台湾岛内民意忽视外部因素的表现，太阳花学运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深远。首先，上台的民进党当局不得不注意自己的政治承诺，使得服贸协议在“立法院”表决通过更遥遥无期；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更指出此运动影响两岸关系进程，破坏两岸政治谈判的可能性。其次，整体的政治氛围让岛内仅仅关注岛内分配议题，而对发展议题缺少手段，由于两岸关系冰冻，台湾对外贸易谈判中缺少了中国大陆的支点，对日对美的双边贸易谈判以及“新南向”政策都面临困境，台湾岛内必然成为亚细亚孤儿，而在外布局的台商则会继续紧密拥抱中国大陆，岛内的发展不容乐观。

　　四、总结：太阳花世代存在过

　　建构主义认为“认同”并非一成不变。在“利益”与“身份”发生变化之后“认同”自然会被改变。2008年马英九获得大量年轻世代追捧，而7年后却成为年轻世代反抗对象的鲜明反差，说明单纯的政治动员与感性诉求缺乏可持续性，需要有更具体的“利益支撑”才能巩固“认同”的忠诚度。如今蔡英文当局支持度不断下降，到目前为止降到3成左右（民进党基本盘）；“太阳花世代”年龄也会继续成长，需要面临现实世界，才能真正认识世界，而不是空谈理论，他们是存在过，但是这批人也仅仅存在于2014年而已。 （作者系段哲哲，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博士生，复旦发展研究院兼职青年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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