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题座谈会在省政协机关召开，会议就我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对策建议等听取省直有关单位情况介绍。广东省公安厅负责人称，除广州、深圳两个特大城市的老人投靠子女有所控制外，广东其他各地直系亲属间相互投靠将全面放开，随时办理。（5月26日南方都市报）

　　针对城乡户籍制度下的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基础上“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总要求。虽然这只是简短的一句话，却传递出一种对户籍政策下社会不公平的反思。而其中的四个分类指导，更折射着彻底取消城乡户籍差别与落户限制是一种需要理性、长期思考面对的任务。

　　决定城市化率的重要因素是什么？人口素质、经济水平、地区特点与人口数量，世界上主要的城市国家、发达国家、地广人稀国家是城市化率普遍很高的。相较于与中国经济人均收入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口、历史、地理原因，中国的城市化率是偏低的。比如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是51.27%，而与我们人均收入差不多的秘鲁、南非、伊拉克城市化率分别是71%，61.7%，67%。

　　城市化率的逐步提高是国家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但城市化率却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民意需要与经济支撑上，否则盲目的城市化扩张必将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南美国家盲目城市化导致经济几十年迟滞的深刻教训需要我们警惕。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底，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已达58个，而这些城市中都存在着就业压力大、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高涨等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往往人口越多的城市越显著。造成中国城市病的病根是什么呢？正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大潮下大量城乡人口向更大城市的涌入，而城市基础设施、服务、就业市场增长率远低于人口涌入率，城市负担加重自然越加病体沉重了。

　　城镇化进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城市可以激发经济活力和增长动力，可以让人民生活更美好，城市的骄傲属性也能有力提升人民整体素质。但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也会增加生活成本和压力，为社会带来各种不稳定因素。广东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国第一经济强省，超过一万亿美元的GDP足以支撑起更高的城市化率（2008年广东城市化率63.4%），而与广东GDP相近的韩国城市化率为91%，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广东的人口是韩国的两倍，就业市场、人口总体素质也比韩国低得多，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的经济水平差异也是广东全面放开直系亲属落户的一大挑战。

　　广东全面放开直系亲属间相互投靠落户，将为全国城镇化进程与户籍管理提供一个借鉴引领作用，这如同是户籍管理层面的改革开放先行者。如何在全省范围内根据地方经济水平和城市增容能力合理、有序地让城市化进程服务于更多人民，这将是摆在全省各市领导面前的一道考题，而做好这道考题，以民为本、体现公平将是思想核心，理智有序提升地区经济活力、人口素质、城镇化进程、城市服务力将是理论核心。（中国台湾网网友：刘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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