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公民程帅帅计划送给北大新校牌“北京人大学”（意指北大招录本地学生过多，成为“北京人的大学”），遭到北大保安扣留，后被带往海淀派出所。在派出所待了8小时后，程被带回家乡。（据9月12日新华网）
北大之所以能成为北大，与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可是从90后送匾事件中，我们似乎看到北大对这种精神的后继乏力。
诚然，程帅帅送“北京人大学”的牌匾对北大毫无敬意，但这只是他针对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一种表达。他想“为河南考生做点事，希望能消除高考户籍歧视”。他的行为既没有扰乱校园秩序，也没有造成交通堵塞，更算不上造谣生事，我觉得，作为一个被无数国人仰望的高等学府，当有容人表达观点的雅量，哪怕这“观点”是自己不爱听的。
如果校方担心程帅帅的行为会对学校的声誉造成影响，大可以把他请到校园里去，再与他坦诚相对，听他高谈阔论；如果对他的观点不能苟同，亦可与之进行辩论。《三国演义》里，作为对手的东吴尚能容忍蜀国的诸葛亮在自己的地盘里“舌战群儒”，何况在社会如此进步的今天？其实，程帅帅的“行为主义”本就算不得污蔑，他看似在针对北大，实质上拷问的是整个教育体系，包括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及地方保护主义等不合理现象——这些东西客观存在着，只是他表达出来了而已。不说海纳百川，稍有涵养的人都能接受这种批评，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
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个曾以开明、包容著称的学府，竟是如此地缺乏气度。北大没有反思事件背后的现象，亦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只是用一个“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理由就通过派出所将他遣返了。试想，如果他们碰到钱钟书那样的学生，当学校要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时一口回绝：“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他们大概也不能像吴宓那样，笑着说这“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并在钱钟书从海外学成归来时，为其四处奔走。也许，能让他们不“睚眦必报”就不错了。
所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其实北大应该接受程帅帅的牌匾，并表示将为杜绝这种现象而努力，使考生名额分日趋公平化。如果那样，或许还会成为一段佳话，因为从中，我们又再看到了北大的包容。说到底，能不能解决好生源的“属地化”是能力问题，而愿不愿意听取公众意见却是态度问题。作为一个有着兼容并包这样优秀传统的高等学府，北大应该有足够的胸襟直面公众的批评。
说起胸襟，前段时间我看过关于北大的一个故事，至今感触良深：蔡元培有次跟钱玄同聊天，钱玄同突然问：“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这样蹩脚，怎么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笑嘻嘻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蔡元培当时是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是标准的高官；年纪也比钱玄同大19岁，算是长辈。然而，他对钱玄同的冒犯毫不在意，还谈笑自若，这足见他胸襟的宽阔。胸襟宽阔的人总能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蔡元培的宽容，当时的北大人才云集，成了学术顶尖人士的大本营，也为今日北大的声名显赫打下坚实基础。可惜，如今学术是继承了，包容似乎渐少了。
试看今日之北大，邹恒甫微博事件也好，此次“北京人大学”牌匾事件也罢，北大的“大”尽在怒发冲冠时声势的大，而看不到其心胸的大。我以为，一个人、一个学校譬如一座山峰，只有将自己放低到尘埃里，以一颗感恩的、包容的心接受天空和大地的双重滋润，接受他人的指点与批评，才能最终成就自己的高峻。（中国台湾网网友 潘玉毅）
（本文为网友来稿，不代表中国台湾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