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政府要承担一定责任，但不能承担全部责任。（据《新京报》8月25日报道）
所谓养老的福利过度化倾向是指，把养老问题一股脑儿都扔给政府，使得政府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无限放大。在养老问题上，政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这个常识很容里理解。不用专家教导，老百姓都知道，实现老有所养，既需要政府的制度保障，也需要自己和家庭的谋划和担当。而反观当前的养老制度现状，在养老制度覆盖范围有限、保障力度有限的背景下，警惕政府责任泛化和福利过度化是伪命题，警惕百姓养老保障不足、养老服务薄弱才是当务之急。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不过是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对这项世界性难题来说，取得圆满的成果还需要耐心和时间。一方面，我们要理解十三亿人的养老问题不会一蹴而就，要承认社会养老改革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私企民企员工、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农民都已经纳入了社会养老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养老保障制度覆盖范围、保障力度、公平公正领域的明显局限，有多少农民和工人还没有养老保险？有多少普通百姓每月养老金只有数百甚至数十元？又有多少机关干部、国企高层每月养老金数倍于老百姓？整个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犹如一张刚刚织出雏形的网络，确保养老基本需求尚且力有不足，在这个亟需政府体现更多担当的节骨眼上，超前“预警”福利过度化，既是对养老事业现状的误判，也是对养老事业发展方向的误导。
不过，从吴玉韶先生的提议中，有一个命题倒是极富启发意义，就是在探讨养老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必须明确地厘清政府和个人的责任边界。只有明确了政府和个人的责任，当养老制度出现问题时，才能清晰地判断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才能清晰地确定谁的责任没有到位，才能清晰地找准整改和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囫囵吞枣地归结于制度不完善。
无论从是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看，还是从我国既定的思路来看，在社会养老事业中，政府的责任在于制定科学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通过制度的严格执行，为老年人提供足额的养老金，为老年人提供健全的养老服务环境。而当前乃至今后最紧迫的问题是，虽然养老保险金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广泛，相当多数的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金没法养活自己。养老的本质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养不活老人还谈什么养老金？考量政府在养老问题上是否尽责，化繁为简地来看，就是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扶持是否到位。
专家学者有过详细的论述，老百姓心里也清楚，我们的国家财力还有限，所谓“足额”发放养老金，在生活实际需求和国家财力之间需要一个平衡，在长期理想和现实条件之间需要一个平衡。但是，过程不是懈怠的借口，耐心不是淡漠的理由，作为政府相关部门要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职责，要把百姓老有所养的急切期盼放在心头，要把显著提高养老金基本水平的工作抓在手里。
在养老问题上，个人和家庭的责任，是永远也逃不脱的“天伦”之责，子女亲属必然从物质和精神上去反哺、关爱老人。失职的亲属和子女，有相应的法律可以约束和规范，还有无远弗届的道德舆论在监督和逼视。政府的责任划定之后，相关立法和行政部门要制定行之有效的考评和监管措施去考虑：社保养老基金安全如何保障？如何核定并确保养老金在财政中的占比？养老金出现损失和补贴不到位，哪些机关和责任人需要接受处罚，处罚力度如何确定？界定了政府的责任，就是指明了相关部门的工作目标；明确了责任的处分，就是决定了相关部门的工作节奏和力度。有了清晰的政府责任认定，在百姓和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下，我们走近老有所养理想的步伐才会越来越快。 （中国台湾网网友 罗树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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