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
新闻里描述：“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一个中国式父亲、中国式农民的沉默，让每一个有点社会体味的人都会发颤，接着就是跟着一起沉默。然而，这样的无奈和悲怆，又能刺痛谁？
“读书无用论”本是伪命题，知识当然可以改变命运，毕竟如果不识字，陕西农民韩培印就不会记笔记本，不会编对联，更有可能还猫在山沟里。但由此引发的“就业难”却是个真问题。此前早就有新闻披露，武汉等地近八成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弃读高中。这一事实似乎指向的正是“新读书无用论”之滥调。但好在选择上技校和职高的比例仍然占着绝大多数，所以，仅仅用“读书无用”来解释这种现象，显然是有些以偏概全了。只不过，农民工子弟宁可选择急需掌握一门技术来养活自己，而不愿花费时间接受高等教育，至少说明了大学教育这一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正在退化。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说，韩培印儿子韩胜利之所以就业难，或是毕业收入比父亲还低，原因可能也跟韩胜利赶上了大学扩招连锁产生的大学生就业潮，还有他对专业的选择以及情商问题等等。也就是说，中国式父亲的“读书无用论”背后，必定有着复杂的社会、个人和家庭等因素。韩胜利的人生没有“胜利”，类似他一样的大学生也一样没有“胜利”。
但更重要的是，这当中折射出无奈的制度性困境。一则不少农家子弟上不起大学；二则即使以微薄的财力勉为其难大学毕业了，换来的结果往往是“毕业即失业”的彷徨和迷茫；三则城市难以融入他们，城乡壁垒依然森严，农民工一代延续下去就是农民工二代。而权贵群体则热衷于买文凭，富二代眼里更没有“就业难”的字眼，只等着继承巨大财富完成他们的宏大梦想。
笔者还发现，不仅教育资源极度向上聚集，其他社会资源也呈如斯趋势，富人阶层占有太多的社会资源，并逐渐形成阶层固化，和更为疯狂的利益剥夺现象。当进入社会主流的门槛越发升高时，就会稀释底层人群“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的机会，穷人更有可能会因为社会不公，永远失去向上层流动的梦想。
“马太效应”正在不断被社会各个领域复制着、发酵着，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一言以蔽之，不是读书无用，而是社会制度存在不公，新的制度的产生也越来越向富人利益倾斜。如何打破贫富阶层遗传的宿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社会命题。（中国台湾网网友：杨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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