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五月中旬的戛纳电影节开始，《刺客聂隐娘》就一直是影迷和伪影迷期待的重头戏。台湾电影教父级的导演、拥有一众粉丝的男女主角，再加上一路横扫各大电影节的国际声誉，“聂隐娘”上映前即大有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势。然而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是——尽管在媒体和自媒体平台上曝光率极高，但是票房却十分堪忧，刚刚突破3000万的进账不禁让人对这部投资9000万的文艺片捏了一把汗。

　　据我有限的观察来看，观众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相当极端：要不然就是侯孝贤的死忠粉，抱着亏欠导演20年的心态，拼命5刷，誓要在大银幕前还侯导一张迟到的电影票；要不就是有点好奇心的普通观众，虽然之前对台湾电影和新写实主义也没什么概念，但是抵挡不住大家茶余饭后谈资的诱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电影票，但是却被影片的沉闷和克制所“恼”，不时用聊天、拍照、看手机，甚至中途离场表示不满。于是，文艺片爱好者们哀嚎一片，感慨生不逢时，周围的文化生态之“恶劣”；“自来水”则奋起刷屏，一边强调该片的高端精英属性，一边撰写观片指导。但本想要为电影宣传做出一份贡献的影迷恰恰好心办坏事，过于“繁重”的指导把很多潜在观众直接拒之门外，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探讨艺术片之围城。

　　艺术电影就像是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出来之后发现还是不出来的好，外面的人进去之后才发觉这里根本就不适合自己。这就是《刺客聂隐娘》在内地院线遭遇的尴尬。不管这部电影在叙事、取景、剪辑等方式上多么“作者论”，但侯孝贤作为拍摄了大半辈子城乡主题和现当代题材电影的中国导演决心尝试武侠风格的唐传奇，这本身就不得不说是一种对市场的有限妥协。这种妥协是有意义的，也是有效果的，《聂隐娘》除了在台湾本土和海外院线得到追捧、收获颇丰之外，作为首部在内地院线上映的侯孝贤作品，话题也确实是极为热闹的。但热闹是属于“围城”之外的人们的，一旦真的走进了电影院，大多数的普通观众都会觉得相当“折磨”，大量的固定机位镜头，细碎、片段化的剪辑，点到为止的动作设计，相当节制的音乐使用……整个气氛都会让很多观众昏昏欲睡。

　　朱天文说：“这部电影被我们剪辑成这样，是需要观影人对侯导或对电影有无比的善意才看得下去，以前还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舒淇说：“只能说，宣传把这部片做得太高，让大家以为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传奇。其实是爱情故事加上一点点打架、一个很孤单的女子，如此而已。”两位电影主创的评价，前者像是一首离歌，后者像是一声叹息。前者告诉了我们这种电影本身注定孤独，后者则传递出寻找目标观众的艰难。

　　《聂隐娘》是一部安静的好电影，如何为安静的好电影寻找到安静的好观众，是完善中国电影链条的重要步骤。也许我们需要定位更加明确的艺术院线，也许我们需要从政策上适度“偏袒”，也许我们需要探索能够清晰地告诉观众你即将看到的是什么、你能从中收获什么、你需要承担什么风险的宣传方式……准确定位目标受众需要好的宣传，而“好”的宣传绝对不止一句“情怀”那么简单。

　　艺术电影的困境注定不是一个一天两天就能解开的谜，但是衷心地祝愿艺术电影能在内地的大银幕上出现更多，票房更好。 （祖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