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忽然年末。《如梦之梦》《活着》《青蛇》三剧轮演的盛况仿佛就在昨天，可其实都已经是去年的旧历了。2014年，田沁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山楂树之恋》、赖声川的《海鸥》、林兆华的《人民公敌》还延续着“名导+明星”的模式，但其关注度显然与2013年火爆轮演的大明星大制作们不可同日而语。2014年，北京乃至全国戏剧舞台，没有了名导明星大制作扎堆上演的热闹繁华，取而代之的是“新常态化”的演出绵延。

　　可堪期待的京津戏剧生态区

　　2014年，随着天津大剧院的异军突起，北京戏剧发烧友过上了坐着高铁去看戏的日子。从追看《朱莉小姐》《耶德曼》《假面玛丽莲》等高端邀请剧目，到《战争与和平》的国庆假期高潮，有的时候分不清是去吃皮皮虾还是去看戏的。Who care？买票就是好观众。

　　其实，早在大剧院落成之前，就常有天津戏友来京看戏，每每叫人感动。如今反向回流有来有往，身为戏剧从业者，见证一座城市拥有了戏剧，到底是一桩赏心乐事。戏剧观众人群局限，要说带热京津旅游，那是胡扯，但提高戏剧于天津的文化关注度则是确有成效。

　　当然，文化收益之后，财政盈收是另一本账，个中甘苦则唯有主办方清楚。若想如国家大剧院般品质不倒自负盈亏，还是要更多地吸引天津本地观众。京津戏剧生态区何时能如江沪浙、珠三角般联动共生到底是一件叫人期待的事情。

　　乌镇戏剧节：中国人没这么玩过

　　2014年，虽然或叫好或叫座或引起广泛关注的剧目不多，但北京观众的追剧热情却是空前旺盛，比天津更远的还有乌镇。理由无他：戏剧在别处。第二届乌镇戏剧节10月30日开幕，在持续15天的节日期间，小镇沸腾、通宵达旦，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国内大大小小官办民营的各路戏剧节中，以戏剧的名义赚旅游的钱的创新模式使乌镇特立独行而出手不凡。笔者十分看好，理由很简单：中国人没这么玩过。

　　然而，抛开本就参差的嘉年华不谈，大咖艺委会的国际国内选剧标准却令前来追剧如我者有些失望，鉴于不菲的票价和高企的食宿标准，还是希望戏剧本身能够在这场狂欢中更进一步。

　　反商业的严肃戏剧其受众不多

　　如果说乌镇是在模式创新中独树一帜的话，那么延循着官办艺术节常规套路的“戏剧奥林匹克”则是在作者作品的级别规格上睥睨群雄。2014年11月1日至12月25日，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在北京举办，来自22个国家的45出剧目先后上演。罗伯特·威尔逊、铃木忠志、尤金·巴尔巴、特尔佐布罗斯……这些在当代世界剧坛声名显赫的名字不仅密集地出现在北京戏剧人的交谈里，甚至他们本尊也现身北京街头。

　　京城戏剧人倾巢出动，然而，随着艺术节进程的展开，膜拜大师的热情遭遇看不出门道的迷茫，戏剧奥林匹克的剧场里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从铃木忠志被指“亵渎”原著，到罗伯特·威尔逊遭遇观众“出言不逊”。在笔者看来，这虽与观众素质有一定关系，但这些事件提示的应该是：在商业戏剧渐成主流的当下，反商业的严肃戏剧其受众存量到底有多少？在大师走后，戏剧业界总需回归常态，反商业戏剧的作者们的生存空间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关乎前途，不如在大师余温尚在的此刻好好思量思量。

　　《雷雨》笑场事件提示传统与更新并存

　　2014年的剧场事件中，与大师罗伯特·威尔逊遭遇类似的，还有北京人艺的《雷雨》。《雷雨》，写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中国现实主义话剧基石之作，其被公认为业界经典版本的北京人艺版，在学生公益场的演出中却遭遇了年轻观众们的阵阵笑场，这在该剧七十余年的演出史上绝无仅有。笑后，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杨立新，也即剧中周朴园的扮演者发微博表示现场气氛“令人失望”。

　　随着事件发酵，各方观点也陆续扑街：有指责学生观众缺乏敬畏之心的，也有学生观众直言不满扭捏表演而非不懂深沉，有人探讨经典该如何顺应当代观众审美，也有人力挺剧院坚持经典样貌不可随意媚俗。笔者没有看戏，无法评判置喙，但以一个旁观者看来这实在是一则颇成功的宣传营销案例，它逼得老牌剧院抬头、使蒙尘经典重新回归文化视野。

　　在这个商品化、品牌化的年代，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戏剧最大的品牌不是孟京辉、不是开心麻花，而是“北京人艺”这块金字招牌。几声哄笑、一条微博即能引起一场社会性的轩然大波，北京人艺及其保留剧目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然而，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老牌剧院，不能说没有趋于僵化的危机。

　　2014年的“《雷雨》笑场事件”恰逢剧院换届之年，若能提示中国戏剧的金字招牌正视危机的存在，也算成就一场纷纭后的积极意义了。12月，北京人艺来年大戏《万尼亚舅舅》的启动发布会上，濮存昕说：“这部戏是北京人艺的新戏，我们一定要做新戏，再不做新戏，剧院就完蛋了。但不是说不做老戏，以前好的东西还要传承下去。”

　　年轻创作者非职业民间团体“走出去”

　　2014年10月，黄盈导演作品《麦克白》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票房火爆。该剧是黄盈受铃木忠志之邀前往日本排练并在日本首演的新创剧目。2014年，如黄盈这般“走出去”的中国青年戏剧人还有赵淼、王翀等，他们将中国当代戏剧新作带到国际舞台，他们均以自己独立运营的工作室为依托，聚集伙伴一起创作。

　　恰巧一年前，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戏剧创作者鲜有进入院团成为职业编剧导演制作者，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边缘化生存，及至当下戏剧界，非职业民间团体众多，大家各自都有保留剧目，在院团体制为主导的中国戏剧环境下争取着各自的生存空间。那么，非职业是否就是这一代戏剧人必然的宿命呢？

　　2014年5月，话剧《语文课》首轮演出结束后，我确认了这个想法：是的，我们要走这样一条劳动力密集型民间小团体的非职业永续创作之路。2014年12月26日，正在斟酌这篇盘点文字的我偶然刷到远在香港的林奕华导演的微博，不觉心生戚戚。林导写道：“做了《红楼梦》，更确定了我的理想不是做企业。我爱的是手工，过程，精细，交流，和在体制外创作体制所无的空间。一间小工作室，不要上下班，我们要在生活中提炼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