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番番因要执导《三体》，突然成为一位“知名导演”，在大多数网友看来，将刘慈欣的《三体》搬上大荧幕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以至于不管是不是“三体粉”，都在留言“求（张番番）放过”，“三体要被毁了”。新生代科幻作家夏笳认为，《三体》电影版首先要解决的是：导演所谓的“七情六欲”与三体“为人类”的情怀间的断裂该如何弥补，“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整个叙事逻辑连同背后的世界观、宇宙观，都很可能变成大而无当的空洞景别。”

　　“中国科幻大片在哪里”，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对于此类议题的探讨，往往容易跳过那些使得科幻文化产业在欧美世界能够繁荣的具体的经济、社会与技术条件——从工业化到海外殖民，从冷战阴影到好莱坞的技术蜕变，而变成一种怒其不争式的自嘲。1997年，王小波便在一篇文章中，以他一贯的调侃语气指出，中国人拍不出科幻片，不仅仅因为缺乏“科学知识”、“想象力”以及“没钱”，更因为拍这样的电影，没办法跟“上面”交代。①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科幻大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便逐渐成为“民族之梦”的某种投射，它呼唤着那些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始终殷切盼望的东西：资本、技术、产业化、“科学精神”、“文化影响力”、以及最为重要的“想象力”——不仅仅是想象更高的楼，更快的车，而更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重新定位中国，并在这一主体位置上参与对未来的想象，想象当世界陷入危急存亡之时，中国人是否有可能敢为天下先，成为救世主。

　　科幻片中“中国式英雄”如何塑造？

　　今天，所谓的“中国科幻大片”情结，似乎已进入了“三体时代”，这意味着，我们积郁多年的焦虑、渴望、质疑、理想、失落，都聚焦于这样一部具体的作品，并期待其创作者能够在所有问题重重的环节上给出满意的解答。在这里，我关注的是一个看似宏大然而又极为具体的问题，即“中国式英雄”的形象塑造。

　　在青年科幻作家飞氘（原名贾立元）的科幻作品集《中国科幻大片》中，一系列将中国上古神话与科幻元素相结合的故事，让人想起鲁迅的《故事新编》。故事中天地洪荒的苍茫世界，仿佛充满寓言色彩的舞台，而以上古英雄面目出现的行动者们，则被塑造为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式英雄”，一个能够支撑起叙事空间的具有行动力的主体形象。这或许正是“中国科幻大片”这一书名最初的灵感来源——可以说，大片之“大”，不仅仅在于资本造就的奇观，更在于大片本身的“高概念”（high concept）与大开大合的动作幅度，需要借助一个能够代表普遍人类价值的现代英雄予以呈现。正如飞氘本人在后记中写道：“调用一个族群对古老过去的自我讲述，也隐含着某种企图：想要挖掘和探索一种可贵的精神，也就是《故事新编》里面的那些人，大写的人的精神。”②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科幻大片”的关键不在“大片”，而在“中国”。如果说中国科幻大片在一定意义上承载着“民族之梦”，那么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能支撑起它的“中国式英雄”，也即是一个能够代表中国人去做梦和行动的坚实的文化主体形象。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一点，对于华语科幻电影构成了最有难度的挑战——当主人公不再是“超人”或“美国队长”那样代表着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白人男性英雄，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时，我们该如何刻画他的情感、意志与个人选择，又该如何想象他与“人类”这一集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