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曾在一次校内的小规模讲座上引用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诗》来形容自己对人生的感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或许是对他自己既雄浑壮丽又颠沛流离的一生最好的总结。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汤一介先生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倒是他的夫人乐黛云先生仍十分活跃。我也曾经以学生记者的身份去采访过两位先生，与汤先生有十分简单的交流，但后来被乐先生善意地打断，原因是汤先生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汤先生大约也不会记得那个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去和他探讨哲学与人生的小本科生，我却仍要不知天高地厚地以“学生”的身份去缅怀先生带给我的影响，这大抵是母校给我的偏执与勇气。

　　汤先生出身书香世家，其父汤用彤乃不世出的学术大家。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的风潮中，汤用彤先生曾因被迫批判老友胡适而发重度脑中风，这给作为共产党员的青年汤一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其父相比，汤一介先生的一生显然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包括曾于“文革”后期加入“梁效”写作班子，但在2005年出版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一书中，汤一介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出了总结陈词：大学应是引导学生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应孜孜不倦地为其他利益服务。

　　汤先生身上有一个十分耀眼的标签，那就是“用情者”。他对国家与民族，对传统文化，对作为母校和工作单位的北大，以及对妻子乐黛云，都倾注了深沉的感情。1958年“反右”运动尾声，作为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乐黛云被划为“潜伏最深的极右派”，被开除党籍与公职，下乡劳改。整整四年，汤一介每星期都给在门头沟大山中“改造”的妻子写信，并坚持在信封上写下“乐黛云同志收”，这种称“阶级敌人”为“同志”的行为使汤一介受到严厉的批判。从50年代前期到“文革”结束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汤一介先生不断为政治运动扰累，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对自己当初选择的坚守。至1980年重登讲台，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并获评副教授职称时，汤先生已经53岁，几乎错过了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年代。他那被政治运动裹挟的大半生，最终竟转变成了晚年建构一套成熟而系统的现代儒学理论——以“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为核心概念的新儒学。

　　无论为人还是治学，汤一介先生的一生都是既内敛又奔放、由内敛而奔放。他所创办的北大儒学研究院以及对《中国儒学史》的编辑整理，他对卷帙浩繁的《儒藏》的编撰与研究，乃至垂暮之年仍孜孜不倦呼吁中国学者走向世界、与西方建立“文明对话”的殷切之情，都真实生动地折射出一个贯通儒释道并将自己的思索与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结合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形象。如其家训所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先生是入世、用世的，他拒绝做书斋里的学究，而将自己的智识融化在时代的血管里。

　　汤一介先生以释道为起点展开了对世界的观察，却最终选择了儒学作为解释世界的体系。他的一切思考和钻研莫不在于积极参与乃至改变这个世界，而这种儒侠的精神，将如同汤一介先生的品性和道德一样，受到后辈学人永远的缅怀。（常江 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