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插画/师春雷

　　【一种怀念】

　　汤一介和乐黛云先生经常以未名湖边的两只小鸟自比，如今，有一只先飞走了，我希望另一只能够一直守候这片水。

　　我知道汤一介先生的大名，是因为他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当时看到书院关于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活动的介绍，逐渐对这些后来被称为“新儒家”的人的思想产生了兴趣。汤先生的文章里经常有许多新的观念激发我的兴趣，比如我就是从他的文章里最早知道“内在超越”这样的概念的。

　　真正跟汤先生熟悉是在他接手中华孔子学会之后。2004年那个时候，汤先生虽然已经70多岁，但精神很好。他不但要谋划学会的学术活动，还要为学会的经费劳神。不过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学会有了固定出版的会刊《中国儒学》，也定期举办全国性的学术活动，中华孔子学会逐渐恢复了生机。

　　孔子学会的办公地点在清华大学，但我们商量事的“据点”就在汤先生的家里。每次走进13号楼那略显老旧的二层不大的房子里，要先路过乐黛云先生的书房，我们特别喜欢跟乐先生聊几句，她在编一个杂志《跨文化交流》，每次都会谈论她设计的主题，送我她的书。

　　然后我们再到里屋和汤先生谈学会的工作。在谈正式工作之前，我们总是会先交流一下对学术界所发生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最令我感动的是，我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出版不久，工作繁忙的汤先生居然也抽时间看了我的书，并对里面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他的评论。

　　随着《儒藏》编纂工作的深入，汤先生的工作越发繁忙，身体状况却呈衰弱之势。尽管如此，汤先生依然不断拓展思考范围和研究领域。他一直认为《儒藏》编纂和儒学研究是一个互为促进的过程，所以他在建立起“北京大学《儒藏》编纂和研究中心”之后，一直想要建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

　　2009年冬天的一天，他说了他建立儒学研究院的想法，并对我说，我关心的礼法关系的问题，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学研究院的工作重点，所以希望我去儒学研究院工作。因为当时家庭的一些原因，我没有立刻同意。后来乐老师每次见我都说，“汤先生年纪大，工作忙，让你来帮他一下，你都不来”。我听了也很愧疚。2013年，我下决心去儒学研究院工作，汤先生很高兴，我也开始了一种新的工作状态。可惜，我只是做了很少的一点点事。

　　前天晚上，在北医三院的病房，看着汤老师离开，我想：一个思想者的身体可能会消失，可是思想者的灵魂，会转移到后继者那里，继续为民族、为人类而思考。（干春松 北大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