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1日凌晨，莫言身着燕尾服，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的金质奖章。
授奖词称赞“莫言是个诗人。”
1949年，福克纳的领奖致辞，则是这样走向结尾的：“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在动物中惟独他永远能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
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在故乡的谷仓里，仅用35天创作的。对这片土地的深厚认知以及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深切领悟，使得莫言的故事总有些“残酷叙事”的味道。
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做了一个演讲，像是开了一个故事会。这使得国内一些有别样期待的人感觉不够精彩和絮絮叨叨。但我真的更愿意听故事。我们，又何尝不是活在莫言的故事之中？
在斯德哥尔摩，莫言讲的最后三个故事，很多人进行了解读。
第一个故事充满了忏悔歉疚——儿时参观苦难展览时，当同学大多在老师的引导下放声大哭，一位同学不但没有哭泣且惊讶困惑，却因同学举报而被警告处分。这使莫言悟到“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对此，有人解读为“这是对荒唐历史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个人自由的捍卫。”其实，这个发生在莫言小学时代的故事，也会发生在今天或明天。恰如莫言所说：“任何现实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问题的延续。无论多么遥远的一个历史故事里，也都包含着现代性。”
莫言的最后一个故事，留下了很多猜想空间——八个泥瓦匠于暴风骤雨中躲进破庙，有人猜测八人中必有一人干过坏事，于是用向庙外扔草帽被刮回的方式来决定唯一接受惩罚的人选，当所选出的那个人被扔出庙门的瞬间，破庙轰然坍塌。
“一个和七个”的生死存亡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世间自有公道，为恶者逃不脱终极审判。而故事本身的寓意，其实应跟第一个故事相辅相成，至少说明：一切坏的结果，不一定都因为恶的动机，而非常不幸地，包括我自己在内，也难免会参与其中。“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写着写着我就会忘记我写的到底是历史，还是现实。后来我就知道我的小说里面既有历史，也有现实，是历史和现实的融合。”莫言说。
我们生活在莫言的故事里，同样可以像莫言那样讲故事，并从故事里获得各种启发。
今天，我就想试着讲这么一个故事。
若干年前，我费了好大功夫，给自己的车上了一套可以享受特权的牌照，某天晚饭后，我载着一个与我一样酒气熏天的朋友，疯狂地逆行在大街上，虽然带着醉意，我的这位朋友依然愤怒地勒令我停车，他吼道：“不要忘了自己是个老百姓！”
这个故事，我曾讲给很多人听，它启发我：做人的底线其实就是，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俗身。否则，你可能处于危险之中。
本来，我还想讲一个小生意人刚刚发生的故事，他银行卡里突然多了一笔2万多元的款子，20天过去了仍然没找到汇款的人，他很焦急：“我不想失去平静的生活，不想毁了我的幸福。”
我想去采访他，期望获得一个人平安而幸福地生活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