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作家，完全可能具有并且(有意无意地)表现出精神上的多重性，一方面是伟大的，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渺小的。更何况，莫言在《酒国》等作品里所作的反省式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证实，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我们自身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同样是我们批判的对象。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今年在中国引起了空前热烈的争议，原因是中国小说家莫言被认为是获奖的最热门人选之一。其实，几年前我就在美国学术界的电子邮件群里发起了推荐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活动，列举了几大理由来阐述莫言是最有资格(和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其一，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尖锐的笔触书写了当今的社会矛盾和当代历史的创伤经验；其二，勇敢的先锋主义美学态度，在文体实验和形式开拓上以各种形态突破了传统写实主义的机械手段；其三，鲜明的本土色彩，蕴含着大量中国乡村文化和民间文艺的元素；其四，很不幸，诺贝尔奖的评委除了一人之外都不懂汉语，而在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里，被翻译介绍到西方文字最多的，是莫言的作品。
但在反对者眼里，这些似乎是次要的。甚至，某些理由反而可能成为莫言为迎合诺贝尔奖而写作的证据。然而，去迎合一个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建立起来的标准，又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而更多的批评是集中在指摘莫言放弃了一个作家的独立：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委老头们不会喜欢一个体制内的作家。莫言在现实中的某些行为也被网友们责难，诸如不具备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等。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张闳所说的，一个优秀作家，完全可能具有并且(有意无意地)表现出精神上的多重性，一方面是伟大的，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渺小的。更何况，莫言在《酒国》等作品里所作的反省式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证实，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我们自身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同样是我们批判的对象。若论妥协，司马迁大概是最极端的例子：尽管身心受到极度摧残，却潜心写作了《史记》。但现实中的妥协不等于文字的妥协。因此，文学史留下的是司马迁，而不是荆轲；尽管荆轲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超群诗才，但因为扮演了行动者的角色而成为了另一类的偶像。
在世界文学和艺术史上，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无数例证可以说明，即使那些现实中有过相当不光彩作为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们仍然不可能抹杀他们作品的伟大。比如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这两位前苏联时期的作曲家都曾写过歌功颂德的作品，发表过迎合高压政治的言论。而美国诗人庞德则支持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法国作家塞利纳曾公开宣扬过反犹意识形态，博尔赫斯曾经从邻国的独裁统治者手里接受过十字勋章。但他们的音乐和文学作品所达到的高度远远超越了那些错误言论和幼稚行为的意义。即使具有强烈左翼批判精神的大江健三郎，也不会狭隘到否认右翼分子三岛由纪夫的文学成就。而大江，也一直是莫言问鼎诺贝尔奖的主要推手。
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文学作品的艺术与思想高度而言，思想反动的巴尔扎克，比进步的左拉更伟大。只要莫言的文学成就已可与大师比肩，支持他获诺奖的理由之一甚至也可以是更好地批判和反省，包括莫言、自我、他人……但就诺奖而言，不是圣徒奖，是写作奖，关注的是作品的力量，不是作家的个人身份和行为。只要我们认真读过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十三步》《蛙》等小说，就不能否认，莫言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绝不是表面肤浅的“迎合现实”可以解释的。相反，莫言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现实和历史中最隐秘的真实，并且用各种富于魔力的叙述方式表现出来，迸发出巨大的批判性言说力量。
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在他卧室的床头挂了一张斯大林的画像。也许我们会不解：一个不遗余力揭露斯大林时期社会荒诞的思想家，为什么要把严苛统治者的形象悬在头上？对齐泽克而言，任何人都不得不直面和承担自身的命运。通过自身承担某种不光彩的命运，我们可以摒除超越于时代或免疫于现实的幻觉。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莫言的某些行为看作是这一思考方式的注脚，不管那是不是莫言的原意。无论如何，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恰恰是文学意义上的莫言：他的作品迫使我们在一种狂乱的精神境遇里，继续体验我们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怪诞现实，并揭示出我们不愿正视的真实内核。(杨小滨 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