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红绸轻轻揭去，“韬奋图书馆”几个大字显露出来。2012年7月16日，在北京三联书店所在的那条小巷里，“韬奋图书馆”落成，向社会开放。
几代人的夙愿终得实现。
1944年，邹韬奋先生去世。在周恩来拟定、毛泽东赞成的《纪念办法》中，提出“在重庆设韬奋图书馆，由各界人士捐赠书籍”。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专门为拟在上海设立的韬奋图书馆写了一副嵌字联：“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直到1997年，“韬奋图书馆”终于从愿望变为现实，但囿于条件，依然是三联内部使用的资料室。
“韬奋图书馆”在新时代践行着邹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书店宗旨。
那些书：是火种 是旗帜
飘着墨香的《三联经典文库》将三联书店80年来对时代的贡献，呈现在人们面前。它如同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使者，将我们带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萌发的日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邹韬奋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人士创办了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出版进步图书、报刊，高擎起宣传先进理论，传播科学文化，推动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大旗。
在邹韬奋手上，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生活》周刊，“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多少是含着冲锋性的”，“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邹韬奋语）。
1932年，蒋介石亲自出面施压：要中华职教社负责人黄炎培责令邹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邹韬奋经过慎重考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生活》周刊独立出来，6年中发行量由2800份，激增到15.5万份，与当时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不相上下。
胡愈之在他的回忆中有这样的描述：“从这开始，《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了国家民族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在很多学校，学生人手一本《生活》周刊，争相先睹为快。经济学家许涤新清楚地记得：“《生活》周刊暴露国统区农村破产的通讯、反对纳粹德国的国际评论，引人注目。”对此，作家端木蕻良印象深刻：“当时，《生活》这两个字和‘进步’两个字有着同等的意义。‘九·一八’以后，《生活》的旗帜是最鲜明的，它的抗日主张是最坚定、最富有现实意义的，它能代表当时群众的心声，实事求是，发为文章，从而又扩大了群众的心声，这样，互相激励着形成更广泛的波澜。”
《读书生活》半月刊是为“店员、学徒，以及一切连学校都不能走进的人”出版的刊物。从创刊起就以大众化、通俗化为方针，面对广大青年对真理的追求，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响亮地号召读者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曾经把千万读者引进了马列主义大门，走上了革命道路。
《哲学讲话》是读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被查禁后改名《大众哲学》，依然畅销。到1948年，发行至32版。1936年10月22日，当时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接到毛泽东来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百科全书”，是一部200万字的巨著。出版全译本的多次努力，均因工程浩大与政治原因而未能实现。读书出版社在李公朴被捕，书刊被禁，资金拮据的艰难情况下，毅然决然，决定接受出版这一巨著。1938年在上海的酷暑中，《资本论》译排校印流水线秘密流动起来，经过近百个昼夜奋战，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出版。之后，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多次重印，发行量达3万多部。1939年，王惠德在延安得到一套《资本论》：“能得到这套书，当时的确很不容易。”陈其五回忆：“我们在战争年代很困难时，《资本论》一直带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