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鲁迅寒假返校前，给弟弟们写下了离别的几首诗，“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20岁青年学子对撰文著书的审慎之心与英豪之气，毕现无遗。鲁迅作品生命之长，无数阅读者穿越时空，汲取着其中的丰富营养，精神根底即在于此。
一本好书，往往承载着平生的智慧精华，于是乎它尽可超出年寿、荣华的限制，褪去名缰利锁的羁绊，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不倚时运之济，兀自获得独立长久的存在，从寸心走向了千古。“书是我们时代的生命”，“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为了归宿于一卷书而存在”，哲人诗人说得在理，大业也好，盛事也罢，前提必须是书本身有生命力。
竹木简册，龟甲兽骨，制作的繁难，阅读的不易，早让位于现如今的轻便简捷。早出快出滥出的世风，拼接凑合甚至伪造抄袭的潮流，使韦编三绝几成绝响。订而不阅、买而不看的书太多太多，消遣打发，门面装点，雕琢虚饰，空耗甚至扼杀着图书的形象。诗外的工夫，不是下决心修炼自己，而是炒作鼓噪包装。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红楼梦》，在华裔翻译家李治华持之以恒的努力下，从开始到出版，法译全本一共经历了27个春秋，首版后一印再印，传播甚广。歌德前后写了60年的《浮士德》，英文译本不下20种，中文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等译本始，前后历经梁宗岱、钱春绮、绿原等多位译家之手不断“重译”，已有七八个版本。当年郭沫若翻译时“把自己三十年来的经验融汇了进去”，后来绿原笃信《浮士德》“要从过去的‘媒婆’们把她遮掩一半的面纱后面走出来，还须借助几代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书与人的经典，可以不间断地接近。精神生命的永恒，包容着持久的诠释。
清代考据家不满前人的乱改妄校古籍，斥之为“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吴晗分析风气败坏的个中原因：一是为利益谋，地方官修志同时，刻印自己诗文，以扬名天下；二是上下串门送礼，官场行贿，书当陪衬。雅事变了味，成了牵线搭桥的俗物。如此时务，不能不遭人诟病。当时有位唐顺之先生，临终留有一信，遗嘱不许为其刻文印集，结果也未得善终，到底被人纳入彀中。现在再看其信，对照衮衮诸公今日所为，才觉毫不新鲜，代有人才，何其相似乃尔。“今世所谓文集，到处都是，多得很。其实一字无用。作者原来是想靠这个不朽的，结果相反，只会暴露自己的陋，给人取笑，这不叫做木灾吗？”
鲁迅先生年过半百之后，对想以笔墨行世的青年，“以诚恳的心，进了一个苦口的忠告，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敬畏图书，读书人写书人首先应秉持这样的态度。草率仓促，浪得虚名，成品废纸间速成速朽的浮滥之作，不过是完成了无聊的轮回而已。贻害无穷。
图书的保质期，越长越好。展卷下笔之先，焉能不慎之又慎乎？但愿书比人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