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因了微博的推动而发生变化，从个体范畴的人生际遇到举国关注的公共议题，或许就在一夜间。这些天，人们关注张尚武：7月14日傍晚，一条“体操前世界冠军乞讨”的微博牵起了张尚武这些年遭遇的一个叙说机会。一个在当事人看来“要珍惜”的机会，于个人而言显得难得甚至惟一，热络的观点争论及其被勾出的话题，则格外熟悉。
今年28岁的张尚武，5岁进市业余体校，9岁被河北省体委挑走，进入省体操队，1995年12岁入选国家队。2001年，18岁的他在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得两金。这可能是很多公众所熟悉的体育明星都曾经走过的路，但之后的时间，张尚武的人生与他的那些明星队友出现明显不同：训练受伤后，“因故”被退回省队，后来八一队想要他，但不久又被退出八一队，原因也是“因故”(今日《南方都市报》)，最终“一次性买断”退役离开，然后是因盗窃入狱，出狱后靠街头表演体操动作谋生。他说，这是卖艺，不是乞讨。
退役运动员的不堪遭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社会舆论所聚焦，但设若每次个案的讨论都无丝毫长进的迹象，可能更令人不堪和不安。个人之过，还是国家之责？现在被拿出来作为论证张尚武咎由自取的论据“不读书”、“违规违纪”等，其实在那些依旧被冠军光环笼罩着的人群中，绝非个案表现。匆匆抛出的家庭悲剧、性格缺陷等“张尚武沉沦重要原因”，轻而易举就试图得出的“与国家无关”的结论，其实都很值得商榷。没有谁要国家包养运动员的一切，但责任豁免的前提是权力染指范围的收缩。曾有运动员因获得荣誉时第一时间未感谢国家而遭遇指责，退役冠军身陷困境时却想着要尽速撇清关系，而且这俨然成为传统，自然支配着行为。
其实，复杂的个案纠葛中，往往还有一些话题被火急火燎的责任追究遮蔽于无形。张尚武事件，在制度反思和责任分割之前，其实也有不少细节有待厘清、回应，进而反思和调查。
在多家媒体的报道中都被提到的一个细节，也是张尚武体操生涯最辉煌的时刻，来自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并非大学生的张尚武以“北京体育运动学院大一学生”的身份参赛，并在男子吊环和团体比赛中，各收获一枚金牌，风头仅次于拿到4枚金牌的郭晶晶(据当时新华社报道，郭当时的身份为“北京体育大学学生”)。据张尚武表示，为了参加比赛，领导让他充当北京体育运动学院的大一学生，而且“年纪稍大的队员，充当大四学生”。到目前为止，这一被门户网站提炼为新闻标题的细节未得到涉事高校回应。
这无疑是张尚武事件中很要害的一个关键点，相关高校以及体育主管部门必须诚恳回应和彻底调查。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不是调查和追究“爆料者”张尚武的责任，更不是以爆料者过往表现来辩诬和搪塞。涉事机构需要一五一十地向公众说明白，张所言是否属实？除了“以某某大学学生”名义的粗放违规，还有多少是为了参赛而办全手续的貌似符合规定？还有哪些人和赛事是以这种方式取得荣誉？已经进入公众关注视线的这一现象，如果还是“个别”，那么是多大范围的“个别”？……越是躲闪或者以各种方式行“封口”之实，都是不明智的。
7月16日，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局进行“内部捐款”，将3600元慰问金送到张尚武家中，表示“希望张尚武回来，准备和他协商工作事宜”。这当然可以被理解为“组织关心”，尽管来得有些晚，但“回来”做什么？无法排除有关部门想尽快让其闭嘴(或者别再丢人现眼)的动机。因为在“豁出去了”的张尚武那里，不少细节都令公众诧异，而其可能牵扯出的，绝非个人遭遇那么单一的话题。在教练口中“思想不够灵活，这方面比较薄弱”指的是什么？“逢年过节都会给领导送礼”，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体育界潜规则？这一因素与某些实际的队员利益与发展机会之间，是否存在无法摘干净的因果关联？……
在当事人口中多次出现的诸如“领导”等习惯用语，行政化色彩相当浓重，而这份体育事业的行政化管理色彩绝非只局限于口语表达。并不专业的竞技体育管理层，滞后的运营思路以及竞技观，到目前为止依然呈现尾大不掉的状态，这些都在张尚武几个关键点上的“个人选择”中，无法幸免地施加过影响——— 当然，不止张尚武，而是所有人。“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张尚武如是说。其实，人们真的希望，这会是“最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