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获判无罪，在520上台之前，还原清白之身。（中评社 图）
台湾“总统”当选人马英九的“特别费”案在二审获判无罪，台湾“高检署”上诉三审，台湾“最高法院”经过审理，24日下午做出裁定，维持二审无罪判决，全案三审定谳。
曾经因为“特别费”案被起诉，马英九一番话说的痛心疾首：“善良人仿徨无措，邪猈者枭叫狼嚎，我一生清廉居然被起诉，对英九来说，这比失去我的生命更痛苦。”“‘田螺含水过冬’是代表的一种忍辱负重的意思。”当时的他选择辞去国民党主席，并且化悲愤为力量宣布参选2008。520之前的三审定谳，让马英九可以不用带着“被告”这样一个不太光荣的身分，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大典。
马英九所涉“特别费”案无罪定谳，卸下马个人心中之痛，但因此而掀起的“特别费”案风潮却方兴未艾。今日台媒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对此加以分析。
检方应反省轻率起诉后果
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记者萧白雪的专门分析文章说，台湾检方起诉马英九“特别费”案后，一路判决无罪；这样的结果对于强调要“精致侦查”的检察体系而言，不管是个别检察官的“独特”见解，还是检察高层放任检察一体不作为，都凸显出不少亟待检讨的检察困境。
检方从侦办马英九“特别费”案期间，就曾出现南、北检察官见解大论战。当初起诉的检察官认定马自始至终有诈领“特别费案”犯意，更将他让会计人员把钱导入帐户的法定做法，视为“施用诈术”，除曾使用“特别费“的首长外，包含公务体系内会计、首长秘书等，对这样的见解都存疑。
“特别费”的支用方式，或许在制度上有长期“便宜行事”的陋习，但平心而论，在“特别费”案爆发前，有几个人真正认识“特别费”的“性质”，有多少会计、审计人员曾要求首长将领据具领后未用完的特别费缴回？
法律或允许不同见解，但检察官对“特别费”案未深入探究当事人的犯意及违法性认识，轻率起诉的结果，不但造成政坛、社会重大震荡，少数检察官起诉被判无罪后，仍一路上诉；检察首长们私底下明明都知道“没有犯意”，却没人有勇气敢行使职权下令不得上诉。最高法院对于马案的判决结果，让检方手上数百件的“特别费”案非但无法解套，甚至连原本多数认为不用再追究的领据部分，都需再花时间追查；这一切都是台湾检方自己需要反省的。
“特别费”掺杂政客斗争
《联合报》今日也发表张升星法官的观点说，台湾最高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明确界定“特别费”并非“特别酬庸”或“薪资补贴”，这个见解有别于一、二审所采取“实质补贴”的认定，其立论基础是台湾《预算法》及《支出凭证处理要点》等，因此否定“特别费”系属“实质补贴”的行政惯例。就法言法，这个见解当然有其立论基础，不过就像Holmes大法官的名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逻辑严密的演绎推理，如果违逆现实生活的经验法则，法官就会被嘲讽为不食人间烟火。
文章说，毋庸讳言，“特别费”的司法诉讼是因政治斗争而起，而政治斗争应该也不会因为本案判决确定而告终止。本案掺杂政治与司法的纠缠固然属实，但是对照官场的无奈冷血与无情斗争，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例如明知台北地检署和台南地检署对“特别费”的法律见解南辕北辙，但是检察总长仍然宥于政治风向的考虑，无法贯彻检察一体的功能而错失统一见解的机会；苏贞昌主张“历史共业”所提出的修法建议，在民进党内初选的压力下，则被谢系“立委”解读为替马英九解套的奥步！
律师建议规范“特别费”既往不咎
台北市律师蔡兆诚今日也在媒体发言说，在最高法院判决马英九“特别费”案无罪，按照判决认定，以领据行报之“特别费”半数，均须“因公”使用，不得私用，否定“特别费”是“特别酬庸”或“实质补贴”。准此，“特别费”既非私款，就无法将其它机关首长（包含吕秀莲）的“特别费”案件都判无罪，只能个案认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可能导致台湾其他首长人人不安于位，政局不安，而严重影响政府性能。
因此该律师建议由“立法院”制定“特别费条例”，明定机关首长“特别费”之性质、用途、支领及核销程序。至于该条例生效前，机关首长及其僚属因“特别费”涉及刑责者，则规定不予追诉；已起诉者，法院应谕知免诉判决。以化解当前有关“特别费”性质之争议，并立法明定今后“特别费”之制度，杜绝未来争议。
“特别费”解套 “立法”是唯一途径
台湾《联合报》今天发表直言集文章表示，台湾最高法院的见解（以领据核销的“特别费”不是实质补贴，以他人发票核销“特别费”有罪），使得其它侦审中的案件仍须继续进行。要彻底解套，司法无解，“立法”成了唯一途径。
回溯当初，绿营不满陈水扁遭“公务机要费”羁绊，以“特别费”案反击马英九，结果引发蓝绿大战，分别向检方举报，连院检首长都难幸免。如今台湾最高法院不采实质补贴说，检方无法以实质补贴的见解一次侦结相似的案件，仍须逐案调查事实。检审排队的案件，不知何时能结清。马案无罪确定，只有马脱离“苦海”，其它被告，加上检察官、法院都得投入极大的司法资源处理“特别费”案。
领据“特别费”有其历史背景，因此在检察官侦办过程中，曾出现“实质补贴”的见解。虽然未获最高法院支持，但定谳判决在强调“因公支出说”的同时，对于和因公招待相类似的酬应、奖赏、捐输，都纳入可行报的范围，显示最高法院也考虑到“特别费”的“特别性”。
“特别费”的领报，过去有不明暧昧处，比起一般贪污，可责性也较低，但若要等待个案侦查、审判确定，将浪费不少司法资源。可期待马英九的是，他既已无罪定谳，没有利益冲突问题，未来可以“总统”的高度，推动“立法”解决“特别费”的“历史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