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为柯市长补上一堂法治教育

　　台湾《联合报》19日社论指出：台北市长柯文哲协调台北文创富邦、诚品和市府间的三方争议，最后得出诚品买下旅馆、商场产权的共识；此一结论，随即遭到各方批评为“违法”。令人惊讶的是，柯文哲竟然回应说：“违法就要修法”。由此看来，柯文哲不仅法治观念扭曲，他甚至认为自己可以超乎法律之上。

　　观察柯文哲上任市长后的言行，这类场景层出不穷。然而，先前他的专断独行，屡屡被解读为“有魄力”、“敢作为”；半年下来，人们才发觉他的法治精神贫乏确是一个问题。去年底柯文哲方上任，即向信义分局长呛声，说“换掉你”；后来的漂流木事件，他也未查清真相，第一时间就威胁要撤换内湖分局长。姑且不论“换掉“是否符合事情的比例原则，依照现行人事法令，警政人事一条鞭，地方首长虽有建议权，但权责在警政署，岂是市长说换就换？

　　再看北市府瞄准的所谓“五大弊案”，查到现在，也能只说“合法不合理”或“社会观感不好”。尽管法律上对“弊案”并无固定定义，但既是“合法”，就很难指其为“弊案”；也因此，柯文哲只能草草处理松烟文创及三创园区争议，就宣称要“结案”。若果真是弊案，如此草草收场，难道没有“放水”之嫌？事实上，为了所谓五大弊案，柯文哲另行成立“廉政委员会”调查，而廉委会不仅是私设的“黑机关”，许多廉政委员的言行也分明超越了法治界线，引发争议。

　　柯文哲漠视法治，最典型的例子是“监视器抓违停”的争议，主张要以监视器代替警力开罚单。在遭遇反对声音时，柯文哲大剌剌说“法律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服务法律”，甚至以“脑袋装大便”的粗话污蔑反对者，而引发舆论及法界挞伐。柯文哲认为警察不应呆站在那里当开罚单的“稻草人”，出发点也许是好的；问题是，当涉及人民权益的问题，警察的公权力就得小心从事，不能被监视器取代。

　　原因很简单：从技术层面看，汽车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未必是同一人，如果只用监视器看牌照取缔，就无法分辨是谁违停，而可能一再误罚。从法治层面看，台北市的监视器已经架设得太多、太广，随时在监视市民的活动，因而北市制订的《监视器管理自治条例》明确规范监视影像只能用于治安和车祸的处理，不能用来取缔违规。车辆违停和“车祸肇事”乃至“治安犯罪”之间相去千里，柯文哲可能连其间的差别皆无法分辨，这是他的法治盲点。从宪政层面看，社会秩序需要维持，人民的权益也必须保障，政府的公权力措施必须受到法律限制，不能漫无边界。柯文哲法治观念的最大症结是，他认为公权力就是要用来“管理人民”、“追求效率”，心里却完全没有“保障人民”或“公权力限缩”的概念。

　　也因此，每次柯文哲谈到法律，都表达得很极端。例如，他上任一个月，就自诩“这一个月来，我很认真的在破坏法律。”但谈及取缔违停时，他又大声疾呼：“难道法律都没有尊严吗？”如此前后矛盾，主因有二：一是无知，柯文哲长期待在医院急诊室，对法律的知识恐怕十分有限，遑论对人权与宪政价值的理解；二是过度自负，因为自认高智商、高票当选又有庞大网军支持，即自恃可以超越法律。也因此，他才会用推土机般的手法来打弊及推动市政，至于大言不惭说出“违法就修法”，只说明他的蛮干已经掩盖不住其无知。

　　“依法行政”是任何政府最基本的施政准则，简言之，政府的权力若有侵犯人民权利之虞者，必须依法行之，这就是“法律保留原则”，旨在防止政府滥权，假借公益之名侵犯人民权利。一个市长不懂法律，已是很严重的事，若还认为可以自己解释法律、凌驾法律，简直不堪想像，令人毛骨悚然。

　　作为新手市长，柯文哲引发的争议颇多，而失言可以改过，歧视可以纠正，政治操作可被揭露，但因为他缺乏法治观念所造成的滥权伤害，却可能难以弥补。他上任以来，已经恶补了“两性平权”的课，最近又补上了ＢＯＴ制度法，现在，他得赶紧补一补法治教育这堂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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