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军下士洪仲丘“虐死案”已经延烧逾2周，台湾《联合报》24日发表社论直言，该案件暴露台军管教心态失当、士官阶层素质欠佳、危机处理能力奇差等3大内部弊病。洪案已成为冲垮台军形象的超级土石流，且让当局募兵工作雪上加霜。评论同时指出，洪案也是对台防务部门而言是一次彻底自我揭弊、自我反省的大演习。若能借此整顿革新、扫除败类，洪仲丘的牺牲才可谓“死有重于泰山”。
社论全文如下：
“洪仲丘案”延烧逾2周，台防务部门成为过街老鼠，至今仍无法止血。尽管道歉层级愈来愈高，惩处与收押名单愈来愈长，却丝毫得不到肯定。这场“洪仲丘之战”，台军一败涂地，外部形象、内部士气双输。
从兵法的角度看，台军之所以惨败，在于平日内部管理、节制机制层层松脱，面对危机又严重误判局势，戎机一失再失，终使局面不可收拾。就内在因素而言，此次台军暴露的弊病有三：一是管教心态失当，二是士官阶层素质欠佳，三是危机处理能力奇差。
先谈管教心态的扭曲。军队为因应战争，自必须强调服从、纪律、威权，并从平日训练中培养这些精神。但威权管理只是求胜的手段，军队存在的根本意义，是要官兵身处沙场时能执行可能牺牲性命的任务，这就需要仰赖更高层次的信念──如爱台湾之心、荣誉感及袍泽之情来驱动。换言之，管理部队必须恩威并施、以身作则，使纪律奠基于义气之上，才能建立成员间生死与共的情怀。但从“洪仲丘事件”看来，台军仍然充斥“严而无恩”、不懂领导三昧的干部。
再谈士官阶层素质的参差。士官的角色，主要是承上执行军官命令、对下领导士兵作战；相较轮调频繁的军官，久任士官往往才是基层骨干。问题在，优秀士官可让部队顺畅运作，不良士官却易成为欺下瞒上的“地头蛇”。从“洪仲丘案”看来，违法关他禁闭、将他操练至死的，都是士官层级，尤其连遭不断爆料涉及行为不检及呼风唤雨的范佐宪上士，不仅流于滥权自恣，品格亦有严重问题，而上级军官识人不明亦难辞其咎。
台军士官阶层的核心是士校毕业的“常备士官”，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士校却沦为初中“放牛班”的最后去处。结果，不仅士官素质甚不理想，更易与“升学胜利组”的高学历义务役士兵潜藏冲突。近年台军虽将士校学制提升到二专，又从志愿役士兵中择优拔擢，有助改善新进士官素质；但十年之病，终究不是“三年之艾”所能根除。面对即将到来的“精进案”，台防务部门更须谨慎对干部汰弱留强，切忌沦为徒剩糟粕的局面。
最后，谈台军方的危机处理能力。一开始，台防务部门即迟钝泄沓，误判案件的严重性，仅循例将“指挥炼”相关人员行政处分；但随着民怨沸腾，又将记过范围扩张到军团指挥官与陆军司令，甚至宣布取消禁闭制度，以为如此“大动作”就能应付了事。这些举措，显示军方全然不能体会洪家及社会所关心的主要是洪仲丘的死因真相；将根本不认识洪员的高阶将领纳入记过申诫，乃至连家属都批评为“因噎废食”的取消禁闭，皆坐实外界认为军方“毫无诚意检讨”、“只重表面功夫”的印象。因贻误了先机，导致后来连串补救侦办都只能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再也抓不回发言权。
在军检侦办重案经验不足及社会普遍的不信任下，引进“一般”检调，可谓拯救调查的唯一法门。诚然，现役军人触犯“军法”，仍须由“军法”体系处理；但本案同时涉及普通“刑法”的“灭证罪”，因此军民检方共组“专案小组”联合侦查后各自起诉，不失为一可行之“巧门”。未料，台防务部门副负责人杨念祖在游行现场作出允诺，且代表台防务部门签名为凭，引发现场一片叫好；不料，却随即被忧心“违法”的马英九否决。
事实上，洪案的湮灭证据部分如今“依法”由桃园检方侦办，而桃园检方与军检在调查上必须互通有无，如此一来，“联合侦办”的事实其实某种程度已存在。遗憾的是，当局不知利用契机扭转形象，反在犹疑瞻顾之间制造更多民怨，让“朝令夕改”的台防务部门与“打下属耳光”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形象皆受损。
总之，一连串的疏失与错误，已让洪案成为冲垮台军形象的超级土石流；原本就极困难的募兵作业，势必更雪上加霜。但对台防务部门而言，这也是一次彻底自我揭弊、自我反省的大演习；若能藉此整顿革新、扫除败类，洪仲丘的牺牲才可谓“死有重于泰山”。
[责任编辑：扶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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