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迎来：两岸合编历史教科书的现实困境

　　近日，台湾统派团体提出，两岸要合编一套历史教科书，以求同存异。对此，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生张迎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历史教科书关系着两岸民众的认同，但由于两岸史观的差异等原因造成当下两岸合编历史教科书面临着困难。因此，两岸需要一起努力，走出当前的困境。

　　评论全文如下：

　　近日，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统派团体举办“清理日据殖民意识、建立两岸民族认同”座谈会，有与会学者指出，两岸要合编一套历史教科书，以求同存异。历史教科书承载着民众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历史记忆有助于增强民众间的认同。两岸合编历史教科书无疑会增进两岸民众的历史记忆，促进民众彼此的认同，台湾统派学者的这一提法值得赞赏。实际上，两岸要合编一套历史教科书的想法很多年前就被提了出来，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合编历史教科书却陷入“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境地。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历史教科书“史观”的差异。“史观”是指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在这方面，大陆历史教科书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则是以“三民主义”为标准，加之“台独”分子的恶意挑拨，造成“台独”史观在历史教科书中泛滥，两岸“史观”的差异日趋扩大。由于两岸“史观”不同，在具体的史实方面则表现出认知上的巨大差异。以中国古代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例，大陆教科书认为农民起义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对农民起义多给予正面、积极的评价；而台湾的教科书基本将农民起义视作暴乱，认为农民起义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对其多给予负面、消极的评价。两岸史观的差异是造成当下两岸无法合编历史教科书的根本原因。

　　两岸的政治对立。自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岸就开始使用两种版本历史教科书。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彼此的论述并没有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以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为例，对于共产党和大陆的描述充满着诸如“共匪”、“匪区”等污蔑性的词语。经过60多年的负面宣传，两岸对彼此的认知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成为两岸合编历史教科书的一个巨大障碍。如果不解决政治对立，合编教科书势必会非常困难。因此只有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两岸的政治对立的现状，两岸才有可能合编历史教科书。

　　民进党的恶意抵制。自民进党成立以来，就打着“台独”的旗号，极力塑造台湾的主体意识，反映在历史教科书上，表现为构建台湾自己的历史，从历史上隔绝台湾与大陆的关系。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陈水扁任用杜正胜为“教育部长”，杜以其“同心圆”史观为标准，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先讲台湾史、再讲中国史、世界史，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被割裂开来。不仅如此，在涉及到两岸历史关系的问题上，民进党都大肆反对。前段时间，历史教科书中的“日据”与“日治”在台湾引发争议，民进党趁此机会大肆鼓吹使用“日治”合理性，反中媚日的嘴脸表现的淋漓尽致。由于民进党的恶意反对，在当前台湾蓝绿对峙的局面下，两岸合编历史教科书无疑更加困难。

　　尽管当前两岸合编历史教科书有很大困难，然而并非不能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促成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在笔者看来，两岸合编历史教科书，可以借鉴两岸经贸往来由浅入深的方法，逐步推进。就当前来看，两岸历史学界、教育学界可以组织研讨会，对两岸历史教科书中不太敏感的一些史实进行探讨，如古代史、世界史部分，进而达成共识。然后可以通过修改教科书，将这些共识渗透进去，这样一方面可以为将来两岸合编历史教科书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可以构建两岸民众的集体记忆，增进两岸的认同。历史教科书关系着两岸民众的认同，在两岸合编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上，需要两岸一起努力，走出当前的困境，促成两岸共同教科书的编写。（张迎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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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扶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