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影《大尾鲈鳗》创惊人票房的启示

　　台湾春节贺岁电影《大尾鲈鳗》飙出超级票房，台湾《工商时报》今日发表社论指出，《大尾鲈鳗》创下惊人票房给我们最佳的启示，就是任何政策都必须以市场需求为依归，如此建立起与社会的结构一致的产业架构，才能可长可久、才能持续成长，当局的产业政策也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社论摘编如下：

　　台湾春节贺岁电影《大尾鲈鳗》飙出超级票房，至今大台北仍然有17家电影院继续热播，累积票房已经超越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追过台湾影史上票房第二高的《海角七号》已经指日可待。  

　　《大尾鲈鳗》的成功，提供当局对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绝佳的反思题材。台湾虽然多年来高喊文创产业，但是不论当局，业者或者投资者，对于台湾的电影产业到底要往什么方向发展，仍然还在摸索的阶段。无庸讳言，从“新闻局”的时代开始，当局对于电影的期待就是叫好叫座，希望能够辅导出既能够文以载道，又能创下亮丽票房的电影。当局政策的主轴，一直是穿着优雅的古典仕绅文化外衣，依循着政治正确的主轴路线前行。  

　　过去几年台湾电影产业复兴，不论是票房成功的《赛德克?巴莱》、《海角七号》、《那些年》、《翻滚吧阿信》、《鸡排英雄》、《阵头》，或是票房惨败的《花漾》等，都没有脱离文以载道的主轴。一直到《大尾鲈鳗》创下惊人的票房，引发了媒体与电影评论家的论战，大家才惊觉到，原来台湾社会存在一个过往被忽视、却拥有大量观众群的基层市场。  

　　《大尾鲈鳗》的成功，给当局出了一个课题：这个基层、素朴或者不登大雅之堂的市场，是不是当局政策要鼓励开拓的对象？当局当然希望台湾出现许多《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级的电影，但是在这个理想达成之前，我们要不要先让电影产业有喂饱自己的机会？  

　　其实，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创意产品”，都是从最基层开始长大的。就拿台湾歌仔戏为例子，在日治时期也曾经被当局禁演。当时日本政府认为歌仔戏剧情低俗、鼓励不正当男女关系、剧组人员脱离常轨，因此常常以政策与媒体封杀歌仔戏的生存空间。国民党迁台之后，歌仔戏的地位并没有因此提升，20世纪60年代歌仔戏在电视频道造成全台湾轰动，最后遭到当局禁演的命运，与日治时期并没有改善太多。  

　　美国、日本以及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产业，都是从满足最基层，或者说是“蓝领阶层”民众的娱乐需求发展出来的。庞大的产业规模，基本上乃建筑在大量蓝领、青少年娱乐的需求之上，重复的元素、可以迅速套用的公式、盲目的爱情或者暴力的格斗，是电影工业的基石。印度宝莱坞的市场架构则更为直接，几乎完全都以文盲阶层的语言来呈现，却能创造产量高居全世界第一的电影工业。  

　　电影与电视产品的市场，正是反映着整体社会的结构，当局所鼓励、期待的，其实是只能满足金字塔顶端少数精英阶层的作品；而金字塔底部的基层民众，则在《大尾鲈鳗》这类的电影，或是《霹雳火》之类的八点档肥皂剧中寻求欢乐。至于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或是当局积极打造的百老汇歌舞剧等，则是属于夹层的“跨界作品”，虽有创意，成功的机率却充满变数。  

　　当局期待扶植电影、文创产业的用心值得肯定，我们相信只要持续提供业界支持，台湾的电影与文创产业终究得有机会缴出令人激赏的成绩单。我们只是要问，当局有限的文创预算，能不能创造更高的效益？能不能提高成功率？能不能少打几次水漂？文化学者保罗富梭在其《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一书中就问：电影拍摄如果能够同时达到在地化、全球化、叫好、又叫座的多重目标，当然是最高的理想；但是在此之前，电影业者应不应该先在本土市场求存活，再追求升级的机会。  

　　我们支持当局持续提供辅导金，台湾电影产业过去几年起死回生，当局补助虽少而居功甚伟。但是无庸讳言，这一波电影复兴也已经遭遇新的瓶颈，小资本、小资情调、小确幸、小浪漫的电影成为当局辅导的主流，这些电影走不出台湾市场，在本土市场的吸引力也日渐衰退。  

　　期待“文化部”与相关的官员进一步思考，当局的文创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加重对基层市场的开拓。特别是在台湾电影很难进入大陆市场，必须仰赖浅碟的本土市场，“文化部”不妨思考马英九常常提及“先求有、再求好”的原则，以“扩大电影产业规模”为主要的绩效指标（KPI），培养出更多的导演、更完整的周边产业链、更多的从业人员、产制更多元的电影类型，并且积极与大陆协商，敲开大陆电影市场的大门。  

　　我们认为，《大尾鲈鳗》创下惊人票房给我们最佳的启示，就是任何政策都必须以市场需求为依归，如此建立起与社会的结构一致的产业架构，才能可长可久、才能持续成长，当局的产业政策也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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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