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1日社论指出,台湾“国发会”日前公布对未来4年经济目标,经济成长率订在平均2.5%至3%,台湾“国发会”显已认定台湾进入“新平庸时代”,外界或许称许 “国发会”务实,但我们担心“新平庸心态”下,最后恐怕连小确幸都难保。
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不复过往强劲成长,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落入较低的经济成长中,数年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固然步履蹒跚,徘徊在衰退与零成长间,即使是在金融海啸后挺住全球经济成长陷阱的大陆,近3年也走入缓增长的“新常态”,许多原本经济表现强劲的发展中国家,也较过去掉了3到5个百分点的成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以及台湾“央行”总裁彭淮南都曾形容:持续低成长的“新平庸”时代已然来临。所谓“新平庸”是指不太好、但也不太坏的状况。台湾的经济与社会氛围就是典型的“新平庸”;金融海啸之前几年,年经济成长率大致在5%到6%左右,海啸之后,除了2010年的大反弹出现10.63%的高成长外,经济成长率再也跨不过4%的“天险”,每年经济成长就在1%到3%之间打转,近两年更沦为“保1”。
问题是,新平庸与小确幸不会理所当然地永远存在,台湾地狭人稠、天然资源不足,生存发展必须依赖国际贸易,国际贸易需与与其他国家竞合,必须具备强大的竞争能量。一旦台当局、企业与民众都把低成长视为常态,不思突破改变,低成长预期就会让民众缩减消费、企业减少投资,安于小确幸,只在新平庸中求安稳,其结果就是经济日益下滑。台湾又属于已开发小型经济体,对国际经济变局承受力较低,但控制风险必须具备一定实力,否则很容易随波逐流。平庸经济的最后,可能连平庸、小确幸都无法如愿。
不幸的是,台湾很可能正坠入向下漩涡中,民进党执政又加剧了此一下坠趋势。民进党当局虽然提出各种产业政策,看似重视经济与产业发展,但实际作为背道而驰。不论是加深劳资纠纷与提高企业成本的劳动政策,或是让企业投资动弹不得的环保政策、被公民团体“绑架”而万事难为的施政步伐,甚至让企业担心缺电的能源政策、紧缩的两岸关系,都让企业对“投资台湾”更为保守与观望。
这点可由岛内超额储蓄金额节节高升看出。超额储蓄是指岛内储蓄超过投资的金额;台湾储蓄率一直偏高,但在经济快速成长年代,台当局与民间投资都多,超额储蓄问题不严重。但2009年金融海啸后,每年超额储蓄都超过1兆元(新台币,下同),2015年更超过2兆,去年预测将达到2.6兆元,以目前的投资意愿看,这个数字今年只会更高、不会变低。
民间企业如此,政府表现亦是谨小慎微。经济表现差,台当局不但自我限缩于财政平衡思维,不敢大手笔祭出财政政策,更受到意识型态限制,把所有沾上“中资嫌疑”的投资往外推,让台湾吸引外人直接投资能力成为全球倒数几名;在废核神主牌阴影下,民进党上任不久就出现限电危机,连“经济部”都承认缺电风险高,要赶快兴建紧急供电机组计划,为了非核家园这块神主牌,蔡当局就是非废核不可,这等于把台湾的供电往死里推。
如果我们好好盘点台湾各种条件,可以发现台湾仍有雄厚的本钱,虽然近年已逐渐流失中。台湾累积数十年的制造业基础仍在,科技产业技术亦仍足以争锋,民间资金雄厚,几乎没有外债;台当局财政虽困窘,但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只有35%,远远低于许多地区的70%、80%,甚至超过100%;台湾经济仍有奋力一搏之能力。
但如果继续因循旧规,不从心态上做出改变,就不可能挣脱“新平庸”,经济恐将长期陷入低成长、甚至停滞的困境。
台当局应把施政重点拉回经济,首先要暂时“忘掉”债务问题,大幅加大公共建设投资力道,提出类似当年十大建设、六年“国建”等足以提高台湾竞争力、对台湾有“质变”效益的建设。在民间投资方面,应排除走过头的各种环保、土地干扰,同时调整能源政策,让供电风险不再是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
[责任编辑: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