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要多些理性思辨 少些血气谩骂

　　早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并以《新人生观》一书名闻遐迩的罗家伦曾说：“侠，出于伟大的同情。”他给侠下了三条件：大仁、大义、大勇，换言之，一般同情不算侠、好勇斗狠不算侠，要出于伟大的同情才算。

　　台湾《工商时报》24日社论指出：今年以来台湾的社会出了不少事，除了经济难以保二、两岸服贸协议引来漫天盖地的批判，食品安全风暴、军中人权问题及产业废水污染事件，也每每成为舆论焦点。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批评，更贴切的说是谩骂，特别是来势汹汹的网络谩骂，似乎理直气壮，然而这不能算是伟大的同情，自然也称不上侠的作为。

　　社会的进步乃是建立在理性的批评，而非谩骂。有为者应该在人人以为没问题时有勇气提出批评，在人人以为太平时有勇气提出警告，而非事件爆发之后不去了解真相，即出言不逊的攻诘。遗憾的是，台湾社会现在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就是不求甚解的谩骂。当台湾经济成长率逐季下修，那些连GDP为何物都不清楚者，仍可天马行空的炮轰；而当通膨率与外界感受有落差时，那些连CPI如何编制都不明白的人，竟也能先声夺人批判台当局统计造假。然而，这些未经理性思考想当然尔的谩骂，只会让台湾社会更肤浅化而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理性批评是社会进步的力量，但动辄以非理性语言谩骂者于社会反而有害，也许他们自以为是正义的代表，但他们实在构不上罗家伦所言“伟大的同情”。他们气势汹汹的批判，忽而大骂官员、忽而大骂意见与他们相左者，骂声中少有知识内涵，除了激起人们血气，并无助于进步。最令人忧心的是，面对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咆哮与谩骂，我们的官员却不敢挺直腰杆说真话，只会私下唉声叹气。台湾社会的是非曲直竟然是由声音大小决定，而不是由知识决定，这是何等的悲哀。

　　一个社会的进步，需要理性的思辨，更需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如今我们这个社会距此太远。就以日月光的事业废水排放事件为例，那些连事业废水处理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知、连何谓海放何谓陆放都不了解、连污水排放的法令权责都不清楚者，居然转眼之间全都成为专家；当有官员说日月光海放的水质符合标准，随即有人在网路为文要他们“喝下去”，其不理性至此，令人浩叹。在骂声连连之际，多数当局官员为之噤口，深怕讲多了会被误以为在包庇厂商而遭来批判，于是真相就在无理的咆哮中愈发不清楚了。

　　长期以来，无理的谩骂是台湾社会难以进步的原因，但如今那些有专业知识者竟也畏缩不言，则是更可悲之事。一个进步的社会靠的是理性的思辨及勇气，不幸的是，如今谩骂者色厉内荏，为官者又乡愿成习，网路上充满忿戾的言论，而我们的舆论又经常见猎心喜，少有冷静思索的空间。许多追风逐影的报导，表面看似正义，但由于缺少理性的思辨，最后只会让社会更沸腾，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要随后有另一更吸引大家目光的事件发生，台湾社会旋即又忘了前面那个曾是新闻焦点的事件；而当舆论不再关注，一切问题又不了了之，回到原点。

　　圣经传道书说：“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事业废水污染河川、食品安全问题、军中人权问题，难道过去没发生过？如果大家不健忘，20年前、10多年前、甚至两三年前，这些事皆曾引起舆论热烈讨论并大加挞伐，而台当局每次在全民关注时也成立了专案小组、订定行动计划，并宣示改善问题的决心。然而事件过去，舆论不再关注，船过水无痕，随着那些行动计划一一完成行政程序归档，昔日老问题又一一出现。长此以往，河川污染、食品安全、军中人权如何能获得彻底的改善？

　　台湾经济社会要进步，我们的民众就该学习理性的思辨，我们的官员则应该要有讲真话的勇气。今年适逢前台当局“行政院长”孙运璇百岁冥诞，近日台当局高层在缅怀这位昔日台湾经济领航者时，都表示要效法“孙运璇精神”；所谓孙运璇精神，就是有远见、有勇气而为所应为，不因漫天盖地的骂声而退缩，不因外来压力而畏怯，慨然有罗家伦所言侠的精神。回想当年创造台湾经济奇迹者除了孙运璇，还有尹仲容、李国鼎、俞国华、汪彝定等人，他们每个人全都有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而这也正是今日内阁所最欠缺的。

　　法国有一则格言这么说：“不伴随力量的正义是无效的，而不伴随正义的力量是暴虐的。”对于近日台湾社会风波不断，谩骂之声响于穹苍，当局官员迷思茫然之际，这则格言如同暮鼓晨钟令人深思。我们吁请岛内民众要多些理性的思考，而官员则要多些果敢的勇气，唯其如此台湾才能进步。否则每遇事件各方谩骂一番，官员虚应故事弄个专案小组，随后相安无事，直至下一场风波又来；在这样的循环里，台湾社会沉沦以致破败，恐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