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还欠人民一个道歉

　　由台湾本土社团推动的特赦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活动，获得一些政治人物如许信良及部分媒体、评论界的支持。台湾《中国时报》5日发表署名孙庆余的评论文章说，主张特赦人士着眼于促进社会和谐，化解蓝绿对立，并从世界范围援引例证，说明特赦的必要。他们的论点相当宝贵，都属正向思考。以下谨再提供一些反向思考。 

　　评论说，任何人都有权提议特赦。问题是，这次特赦陈水扁活动是由陈水扁主导，他先请人放话，说重审机会渺茫，愿意接受特赦，之后再由不承认陈水扁犯罪或坚持“有比清廉更高的价值”的死忠挺陈水扁社团出面执行。这种不由社会公正人士发动，而由犯罪当事人发动的活动，社会多数人能接受吗？它会不会被看成一种反司法正义的“逼宫”？而陈水扁如果单独特赦，又置同案其它依陈水扁命行事的被告于何地？对当年轰轰烈烈的“百万人反贪倒陈水扁”运动又如何交代？ 

　　其次，推动特赦陈水扁活动，是为了社会和谐、化解对立，如同某些社团打出的“政治和解，终止对抗”连署诉求。但陈水扁是该社团的实际领导人，那些参与活动的本土社团也奉陈水扁为宗师，他们正是陈水扁当局时代最激烈的族群对抗者，他们的和解诉求由谁来背书？有谁能保证他们今天的和解不会转为明天的“有比和解更高的价值”？同时陈水扁特赦后，有谁能保证他的野心勃勃不会形成另一个乱源？难道陈水扁执政后期的族群对抗还闹的不够吗？难道这四年来陈水扁在狱中的表现，不会使蓝绿各阵营对陈水扁特赦后的可能“变本加厉”战战兢兢吗？ 

　　评论说，有一个解套方式，就是陈水扁先道歉认错（事实上，陈水扁退党声明已说过他做了“法所不容的事”），并承诺不再出面组党或领导“一边一国联机”社团，从此退出政治圈。如果特赦有意义，意义应在这里。主张赦陈水扁的媒体人及评论者皆只强调对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尊敬，陈水扁道歉不重要。他们可能忽略了，东方与西方文化及价值观不同。西方法治思想强固，又是源自基督教义的“罪感社会”，东方中日韩等则是源自儒家的“耻感社会”。 

　　东方社会注重慎独、内省、正己，越高位者越被要求这些。知耻高于法律，某个程度也替代了法律，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行己有耻”，甚至说“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陈水扁犯的是贪腐罪，是极大的耻，“反贪倒陈水扁”运动能动员百万人，正由于人民对贪腐的愤怒。

　　如果贪腐的人居然对贪腐大肆美化，拒不反省道歉，还要求特赦，推动特赦的又是贪腐案当事人及其同情者，试问有比这更大的自私及不知耻吗？社会能接受吗？ 

　　谁说特赦只需要对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尊敬，不需要犯罪者的道歉？对东方文化而言，陈水扁欠人民的正是一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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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