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一家的贪污情状，竟然让民进党陷入泥淖、无法自拔；更严重的是，民进党退缩以民粹、极端化自保，台湾的两党政治也因此走向极端对立。
台湾《中国时报》18日社论指出，扁案造成民进党道德沦丧的后果，这是无庸置疑的。执政前的民进党，政治道德先行，将法律视为最后的底限，因此，党员只要操守出现明显瑕疵，党纪必然先于法律处理；这套标准在扁任内出现涉贪传闻时，就已见侵蚀，但是当时的民进党至少还认定，应由法律做最后的判准。
可悲的是，当扁家及亲信数大弊案陆续遭起诉及判决时，陈水扁及民进党的调子也跟着逆转，扁自认只是犯了“道德文化罪”，因此不必负司法上的刑责；绿营更有要员痛批司法判决是“封建”的道德审判，而不是法律判决。至此，民进党不但完全道德虚无化，更错误解读，将法律窄化成法庭攻防，完全疏忽道德也是法律的基础。
民进党为何走不出扁案这一关？面临扁案为何连浅显的切割道理都不懂，而让举党掉入无法自拔的困局？这样的困境被称为“共有的悲剧”。
许添财日前有意发起挺扁群众运动，被讥讽为是在“消费陈水扁”，其实严格来说，这应称为“消费民进党”，而且早在许添财之前，民进党大将及公职人员早已纷纷展开“消费民进党”的作为。因此，要参选的人络绎于途、赴看守所探视扁，不然就是在游行场合刻意标举挺扁急先锋的旗号，民进党的天王们展开的是更高层的权力斗争，挺不挺扁都可成为斗跨对手的血滴子。
社论说，民进党要角扪心自问，必然知道挺贪腐不利民进党长期的发展，但是民进党要角都掉入两难的“囚犯困局”，毕竟，民进党的公众形象是典型的“公共财”，对个别公职人员未必有立即明显的利益；相反的，只要他们个人挺扁，却立刻可以受到党内极端派支持，而在党内初选出头，此一趋势更因民进党长期的派系竞争而恶化。可以说，当多数的民进党要角都斤斤计较个人权力时，整体民进党也因此沉沦，长期也同样伤害民进党公职的利益。这是典型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矛盾的例子。
民进党执政后已开始背离当年“清廉、勤政、爱乡土”的誓言，而陈水扁任内后期更将民进党当做个人私产，他兼任党主席表面上是为了党政一体，但实质上、民进党却成为他个人扩大权力及敛聚财产的工具，从这次扁案的审判过程就可以看到，不少财团利用扁当党主席的模糊地带，以“政治献金”之名行贿赂之实，党主席及“政治献金”都为犯罪找到合理化的借口。
扁及亲信如此糟蹋“公共财”，跟着陈水扁坐享好处的大小官员们，更不会在意败坏民进党的后果，所谓的进步理念因此被污名化，对台湾政治文化的伤害难以衡量。
社论最后表示，民进党此一“公共财”被败坏，也许不是民进党菁英在意的，但是任何理性的政治人物，也必然会考虑“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要打破扁魔咒，跃出囚犯困境，其实很简单，只要所有的民进党要员团结一致与扁切割，就可踏出民进党复兴的第一步，只是，当民进党菁英都只考虑个人利益时，连此一简单的道理，都未免显得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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