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系难道都盛产陈致中这样的“高材生”？

　　陈致中夫妇侃侃而谈“单纯人头”，“只是被支配、被指示”与“太超过”等说法，已经成为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许多人开始疑惑，台湾的法律教育真是这样吗？如果不是，台大法律系怎么会教出陈致中这种学生？
　　
　　台湾《联合报》社论指出，“司法”实务所谓的人头，是指“非交易主体”被恶意拿来充当“交易主体”；在涉及刑事犯罪时，人头就是真正犯罪人（所谓“间接正犯”）的工具。然而，人头的法律责任要看相关规定和事实才能认定，至少在行政与民事上的责任，未必都能免除。人头必以无行为的“意志”为前提，其情节无非两种：一、完全不知；二、或者被胁迫而欠缺自由意志，只能机械式的照作。所以，陈氏夫妇若明知自己在为他人开户时，唯一可能构成人头的情形就是被胁迫了；此所以他们一再说是“被支配与指示”、“母命难违”。然而，一个将满三十岁，为人夫甚至为人父的法学硕士，如何可能以母亲的意旨为无法抗拒的胁迫，而全无反抗的余地，任何法官恐怕都作不出这样的认定；尤其从陈致中自言“深信父母的清白”看来，他的角色应较接近“自由信徒”，而非“人头”。因此，我们对陈致中的惊异其实有两方面：一是学法律可以学到如此不通，一是自贬为违法工具角色可以说得如此无愧！
　　
　　将这样一个特殊个案夸大为法律教育的失败，或是台大法律系的失败，容有以偏概全之虞。但如果宏观地回看我们的社会，思索陈致中这样的不通与无愧，隐隐然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所以致此的原因。触目可见，随着台湾的法治化，和法律渐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法律系教授凭其专业技术与语言的优势，在各个领域都能占到不错的位子，使他们形成了一股新兴势力。这些法律教授的社会活动，看在学生的眼里，无形中也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社论说，这几年我们看到法律系教授出格的行为举止，相对于社会各界的期待，诸多奇言异行还真令人叹为观止。例如：“行政院”几位法律系出身“阁员”设计的抵抗权；多数“委员”为法律系教授的“行政院”诉愿会，做成公然违反诉愿法的“公投案”决定；多数“委员”为法律系教授的“行政院中选会”，做成公然违反“公投法”的“公投绑大选”决定；半数成员为法律系教授的“大法官”，违法受理由侦审对象提出的指摘审判个案“违宪”的声请，并做成解释，干扰审判的进行；更不消说，少数法律系教授或在非法律系教法律的教授，一再以粗口评论公共事务，甚至招揽仲裁，图谋暴利。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看在法律学子的眼里，发现法律可以如此随心所欲，如此表里不一；最后会造就一位如此不通与无愧的陈致中，又有什么奇怪？
　　
　　所有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实在应深以陈致中的案例为戒，在课堂上讲授法律课程时，一定要不惮其烦的回到所有法律制度背后的正义理念。实定法当然不会完美，“立法”技术或政策权衡的瑕疵在所难免，因此法律的解释可以在一定情形下突破文字，这样的弹性当然是可以容许的；但即使作法律的补充，亦应回归该法背后追求的正义理念，亦即“法后之法”。为体现法律正义而调适变迁的必要弹性，岂可与谋求私利而玩弄法律混为一谈；两者的差别，只要看前面举的几个例子，便可一目了然。
　　
　　尤其，社论认为，法律系教授在公开场合的一言一行，都应考虑到这个法治程度还不高的社会和民众，会受到如何的潜移默化。有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称的社会工程师，法律系教授传播的法律印象，是直的、正的，还是横的、歪的，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能不慎乎？能不慎乎！

[责任编辑：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