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昔日曾在“中正庙”广场参与过“三月学运”的前学运成员，日前再度聚集广场向民进党“讨党产”，抗议民进党“绿化”他们当年的象征物“野百合”，他们宣称要把历史诠释权要回来，不让民进党继续消费。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刊登社论指出，在先前中正纪念堂更名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见证了执政党如何借由行政机器的操作践踏一部分人的记忆，而在这次的场景中，我们所见证的则是另一组记忆如何抗拒被收编。
社论说，民进党企图收编“三月学运”的历史资产，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就是因为有一九九○年的三月学运，才会有后来的“国是”会议，才会有后来的资深民代退职，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宪”改，也才会有更后来的政党轮替。从“三月学运”到民进党获得政权，仿佛具有某种历史进程的必然，民进党当然认为“三月学运”是属于他们的记忆资产。更何况，当年不少参与学运的要角，如今都在民进党中位居要津，不论是“立委”、“部会”首长或是高阶党工等，都有他们的身影。“学运世代”甚至是对民进党部分新世代成员的标签，民进党认为这个历史事件该是属于他们的资产，并不令人意外。
社论指出，问题就在于，许多当年曾参与“三月学运”的当事人，并不认同他们所拥有的记忆，应该理所当然的归民进党所有。理由很简单，当年“三月学运”的动员，是为了台湾的民主改革，不是为了要促成民进党执政。民进党收割了当年学运的成果，并不等于他们就有特权垄断“三月学运”的历史诠释权。当年的不少学运成员固然已在当今的民进党内位居要津，但更多的成员却是散布在民间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并不乐见属于他们曾经共享的记忆资产，转瞬间沦为民进党的“党产”，尤其是还糟蹋象征他们昔日精神象征的野百合。
先前在处理中正纪念堂更名、拆匾之际，面对蓝营的反弹与民众的呛声，好像只会让民进党更加的“振振有辞”。但当昔日参与“三月学运”的成员也集体出来呛声之后，却迫得民进党选择“静默”，因为这波呛声非关选举，无涉斗争，所提的诉求的相当简单，相当素朴，就是“不容野百合被染绿”，变成“烂百合”。“三月学运”是属于当年所有曾在广场静坐抗议学生们的资产，它的价值就在它的主体性，容不得任何政党理所当然收编成为自己的“党产”。
问题演变到这个阶段，还不够清楚吗？还不能促成民进党再重新思索吗？事实上，从一九九○年的“三月学运”以后，这个昔日曾为纪念蒋中正“总统”的广场早就解严，十多年来曾有多少政治或社运团体在这广场的空间中留下了他们的轨迹？这个广场早就属于人民所有了；至于建物部分，有人称其为中正庙，有人持续以中正纪念堂视之，从没人觉得不自然。如果认为“中正纪念堂”的名称已不合时宜，当然可以改，如果认为“大中至正”的牌匾让人联想到威权，当然也可以拆换，但绝对不是像民进党这次这样，以一种行政粗暴取代昔日的威权粗暴，以一种“一元思维”凌驾另一种“一元思维”。毕竟在整个更名、拆匾的过程中，只见蛮横的修改行政命令，没有开过任何一场公听会，更别提召集过任何民间的审议对话，最后除了民进党自己满足了“去蒋”的消费，捧红一名“教育部”主秘，没有人因此感受到任何“转型正义”的召唤，却只嗅到浓烈的撕裂社会、选举动员的气息。
社论指出，这种在删除记忆上所表现的粗暴，同样也反映在他们收编“三月学运”记忆的作为上。对“野百合”象征的绿化，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就如同他们对更名、拆匾的作为一样，所有持异议者都被污名化，摆明了反正行政权在我手中，我要怎样就怎样，你又能奈我何？“大中至正”牌匾说拆就拆，“野百合”图腾要放哪里，要着什么色，馆内要玩什么装置艺术，都是民进党片面说了算，这种作为，不正恰恰好违背当年“三月学运”所标榜的民主、多元与包容的精神吗？
一场“野百合”的同学会，也许在现实上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这些昔日的学运分子传达了一项严肃讯息：某些记忆是不容被粗暴收编的，某些符号资产也是不容被轻率篡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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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16日-3月22日，台湾万名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前集合，要求“国民大会”解散、老“国代”下台，为台湾近代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史称“三月学运”或“野百合学运”。回顾过去十年台湾“修宪”，“三月学运”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责任编辑：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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