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天的社论说,最近几年,台湾的教育主管高层呈现两种不同的风貌。只要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议题一定是勇往直前,不论是台湾地图、历史课程内容比重、成语使用、白话文言之辨、甚至是联合国决议文中的台湾定位,杜“部长”都以慷慨赴义的果决态度来面对,也难怪多位“阁揆”异动,其职位却不动如山。可是对于不涉意识形态的教育政策,诸如大学分级、幼教向下延伸、十二年“国教”免费、大学退场机制,杜“部长”却几乎是原地踏步,很难看到进展。这种对不同议题的不同政策态度,不仅反映出其个人虚幻意识形态的偏执,也显示其实质教育理念的粗疏。倘若当局能多关心一点教育实质议题,莘莘学子的日子真不知道会好过多少!
以十二年“国教”案为例,在苏贞昌任“阁揆”最后几个月,“行政院”推出延长“国教”方案,将目前的九年“向上”延至十二年。当时,“教育部”不但准备不周,而且对外说法一变再变,迄今也还没有提出后续政策方向。但新任“行政院长”张俊雄,日前又在“立法院”提出“国教”“向下”延伸的指示。这两项政策南辕北辙,一向上一向下,都需要上百亿的预算。难道这两项政策没有优先次序的评比吗?如果预算有限,当局要先做那一项呢?遗憾的是,在“行政院”提出“国教”向下延伸的新案时,却没有对向上延伸的旧案有什么评论,也让家长对于未来的政策走向一头雾水。
社论指出,以学理来看,幼儿教育阶段是以亲子教育、家庭教育为主,着重孩子们的智识启蒙与视野开展。这些教育内涵比较属于父母的家庭教育权,并不涉及外部效益,故政治力能够涉入的较少。因此,对于五岁孩子的幼教,当局至多应该对中低收入户予以补助,而没有道理全面补助幼教。相对而言,“国教”由九年向上延伸至十二年,则是强制学校教育的延长。由于学校教育有统一的课纲与规范的教材,师资与入学也受当局管制,故政治力涉入的角色较重,其教育内容也涉及沟通技巧与文化价值的熏陶,故比较需要主管当局的介入与管理。简言之,就政策而言,“国教”向上延伸比向下延伸更重要、更复杂、更需要规画。可是为什么一到选举,“行政院”却又舍十二年“国教”不谈,匆匆推出向下延伸的五岁免费入学案呢?说穿了,就是因为“向上”延伸案牵涉的面向太广、太杂,推动起来太难。而“向下”延伸案则是人人想吃的糖果,不涉争议、无人反对,皆大欢喜。
社论感叹,这就是我们当前教育政策的悲哀。复杂的规画、可能会得罪人的政策,统统没人做;简单的讨好、亮丽的口号,却是教育当局的最爱。以十二年“国教”为例,台湾社会对于明星学校的迷恋相当根深蒂固。因此推动十二年“国教”所可能涉及的学区分发、免试入学、综合高中分流等细节,涉及的环节非常多。教育当局听音辨位之下,大概觉得不易推动,就把十二年“国教”冷处理,而让五岁入学这种没有争议的花钱方案早日上路。像这样只挑软柿子、只推动简单政策的做法,在选前恐怕还会层出不穷。
另外一则教育当局推动迟缓的政策,则是大学分级与退场机制。“教育部”高等教育宏观规画委员会要将台湾的大学分级,其建议提出已经有五年之久。在这五年间,连一点分级的影子都没有,直到日前才传出分三级或分五级的争辩。诚如某些大学校长所言,大学分级在加州可行,但是在台湾这种“人人想进明星大学”的社会,推动起来可能非常不容易。一旦只将十%的大学列为“研究型”,则其余九十%的大学、教师、学生、家长都觉得自己的学校受到贬抑,到时候恐怕有排山倒海的反弹压力。大概也因为如此,“教育部”五年来就是不敢碰大学分级;至于争议更大的退场机制,那就更不可能了。
社论最后表示,总之,当前的教育政策其实正是台湾现状的缩影:当局忙着用公权力推动特定意识形态、仓卒讨好选民,却对于需要沟通、对话、协调与执行魄力的公共政策,弃之如敝屣。看看教育当局的无能无力与无为,一叶知秋,我们也只能感慨台湾社会的虚耗与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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