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的时代，许多人都已观察到个人所得与财富有两极化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台湾《中国时报》28日发表社论说，原本在统计常态分配中段的台湾广大中产阶级，也开始在往两端走，有渐渐形成“M型化”的隐忧。当然，任何一个时点的静态社会所得即使略有不均，也未必值得忧虑；一般而言，社会学者在静态所得分配之外，更在意动态的阶层移动。如果父母的富有不见得能保证子女的富有，而父母的贫困也不妨碍儿孙出人头地，则社会贫富贵贱的阶层就有动态的更替，而短期的所得分配不均，也就不那么受人诟病了。
然而社会阶层的流动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一般而言，促成阶层流动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教育。教育在社会中扮演两种功能，一是启蒙、二是累积人力资本。我们一方面希望贫困家庭的子女能够接受免费的“国民”基本教育，以助其启蒙，另一方面也希望所有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以助其实践自我。如果基础教育能免费、高等专业教育能提供平等机会，则当局对社会阶层流动就已经做了基本的协助。相反的，如果在财富渐趋M型的社会，连教育机会均等都做不到，那么弱势翻身就更困难，“贫者长贫、富者恒富”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积怨了。
社论指出，日前，该报专题报导指出台湾的大学毕业生，从学校毕业踏入社会第一天开始，就体验了教育阶层的M型震撼。据报导，七月份十万多名初次寻职者中，台、成、清、交等“国立”大学毕业者寻职相对容易，但是冷门校系则遍寄履历却苦无面试机会，形成强烈对比。资料显示，有廿四％的职场新鲜人连一次的面试机会都没有。这么高比例的毕业生，将来也许会变成失业人口、或低度就业、或退出劳动市场，无论如何都显示其过去四年左右的大学投资多多少少都有些浪费。十万六千人的廿四％就是两万五千人；每年两万五千人的教育训练石沉大海，这对受教者而言、对社会而言，都是非常可惜的。由此也确实该对当前的教育政策做些检讨。
首先，教育当局要仔细检视一下知名公立大学的学生家庭结构。有学者分析指出，台湾家庭经社地位良好的学生，其实有更高的机会就读公立大学。过去数年，教育主事者一再改变基测、学测、推甄、申请等入学方式，但不论入学方式如何改变，却始终要以匿名联合笔试的成绩做基础，就是因为联考有其公平性。如果我们社会花了这么多力气以不同的考试入学方式追求公平，但到头来还是对家庭经社地位高的学生有利，那么这种表象考试公平的背后，其实还是有若干不利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值得教育当局重视。尤有甚者，当各种学测或联考的竞争激化时，所有学生都投入不必要的机械式演算与记忆，平白无故地养肥了补习班业者。这样“考试程序公平、阶级流动不公平”的窘况，难道是教育当局所乐见的？
其次，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口却有一百六十几所大学的世界奇迹，也确实到了主管当局出手整顿的时候了。我们并不赞成以“人力规划”式的经建思维，去管制大学系所的兴废与招生人数。但教育当局在短短数年之内，容许台湾数十所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也绝对是不负责任的施政。我们的教改高层说要将台湾的大学依加州大学加以分类，区隔为研究型、教学型与社区型三种，却慑于可能的反弹始终不敢执行。教育主管明知大学已然过多，却不敢违逆地方民意代表的压力，仍旧在各地不断“升等”技术学院。“教育部”一直说要建立大学院校的退场机制，但就是没有哪一位部长敢得罪人，真正以公开的评鉴数据或招生资料促成学校的退场。
社论表示，今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的两极化就业状况，虽然令人不安，却是日后学生选校选系的重要参考。这样的资讯其实不应仅由媒体片段的报导，而该由教育当局做全面的统计。大学退场与学校分类不能光说不练，而要靠数据揭露与媒体的报导提供资讯，再由“教育部”循序促成。台湾的“教育部长”在虚幻意识形态之外，是不是也能关心一下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呢？
[责任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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