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国总统奥朗德来说，当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协议落槌之际，他俨然成为2015年年底最受瞩目的国家元首，他在大会的总结陈述中说，巴黎不是哥本哈根，我们即将达成的协议是世界气候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协议。巴黎会议不仅扫除了哥本哈根会议带来的悲观气氛，重新建立了减排的国际共识，也为“绿色发展”带来了可能。

　　每次气候变化大会如同一次超级盛会，每个国家都可以参与其中，从而体现了气候问题的“全人类性”，形影相随的是，近200个国家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联盟，进行着复杂多样的博弈。因此，这样的超级盛会能够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在巴黎，190多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了20多页的公约文本，为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变化指明了方向：到本世纪末将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内，并以1.5℃为奋斗目标；每5年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总体盘点等。

　　与此同时，各方在能力建设、资金转让、透明度等方面也达成了共识，巴黎气候大会带来的决议是有执行力的，而不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从哥本哈根到巴黎，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中美两大国的合作更是为全球气候变化奠定了大国治理的基础。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参与的资格，但是大小国家影响气候变化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中美元首在今年9月份已经发表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所以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在召开之前就有比较好的合作基础。尤其是各国发表了自主贡献的清单，涵盖了全球9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正因为各国有了自主贡献的意愿和认识，巴黎才不会重蹈哥本哈根的覆辙。

　　气候变化也给全球治理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如何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呢？巴黎大会的成功提供了不少可以总结的经验。大国治理依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即便大国之间存在分歧，只要不是尖锐的对立，就可以为全球治理奠定政治基础。虽然美国尾随欧盟加入了“雄心联盟”，但是这一联盟比较基金的主张没有撕裂大国合作的共识，最终的文本更多体现了大国治理的色彩。此外，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尤其是中国对环境的关注已非六年前，环境与发展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体两面，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点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获得了统一。

　　巴黎，不仅是气候变化的转折点，也是全球发展模式的转折点，为了落实控温的目标，一场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维方式等诸多领域的变革即将开启，而这关系到巴黎协议能够落实，而不仅仅是宣誓。（孙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