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愈发不确定的世界里，后发的新兴经济体如若跳不开既有金融秩序的锁定（lock-in）,唯一且可行的路径便是打造新开发金融体系，而这个体系如果能够兼具国际普适性，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标杆。

　　《福塔莱萨宣言》一年之后，由亚、欧、拉美以及非洲最具代表性的五个新兴经济体出资成立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即“金砖银行”），于7月21日在上海低调挂牌，来自印度的首任行长卡马特在批评传统的开发贷款过于死板，僵化与低效率的同时，并承诺将把金砖银行“从最佳实践提升至下一代实践的境界”，力争最迟不晚于明年4月份发放第一批贷款。

　　提到“新开发银行”，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说白了，就是指“世界银行”（World Bank）。而有着71年历史的这家老牌国际金融机构，尽管其使命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和赠款，但谁都知道，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持续的免费午餐。时至今日，世界银行已经成为业已解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依然主宰全球金融秩序的两大刚性公共产品之一（另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作为世界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牢牢把持着世行的运营规则和相关权杖。所谓任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本质而言，只是适应国际经济格局变迁以及让发展中国家担当更重要责任的一种灵活调整，根本不影响美国对世行的控制权。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应该感谢世行提供的帮助，也从世行的运营中学到了不少市场经验。但不要指望美国会主动稀释在世行的投票份额，更不要指望有朝一日新兴经济体会在这个组织中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

　　所谓改变不了别人就先从改变自己着手，尽管金砖银行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以及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在迄今为止仍是全球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美国眼里，并不是什么特别重大数目。西方媒体在担心金砖银行可能动摇美国经济霸权的同时，同样不忘唱衰金砖银行的前景，认为金砖银行无法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砖集团要重建国际秩序说易行难。不过，在最注重趋势变迁的美国看来，由中国主导的金砖银行的成立，在相当大程度上意味着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并不愿意被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框架内。

　　从1944年至今已达71年的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史来看，美国的绝对经济与金融实力依然雄踞世界第一，但与71年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地位相比，美国的相对经济地位呈明显下降态势。1945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资本主义世界的60%，全球经济总量的45%。美国的黄金储备高达200亿美元，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5%。689后的2014年，美国尽管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黄金储备国，8133吨的官方储备相当于中国的5倍。不过，这点家当是很难确保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干货”越来越少。如今，美国经济已从71前的占据世界45%的份额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而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其中仅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达到美国的60%。中国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储大国与贸易大国。美中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趋势不仅令华尔街金融寡头们不时感到如芒在背，甚至令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都越来越担心美国有朝一日终将失去霸主地位。

　　真实世界早已不兑现静态的一般假定。如今金砖国家在做的，正是亚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多年来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根本做不到的；今后金砖国家准备做的，正是亚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期待他们去做的。经济学家出身的楼继伟财长说得够直白：金砖银行也好、亚投行也好，它们将更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将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更全面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换句话说，作为具有复古意义和现代价值的新公共产品，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的成立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式转换。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也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所担角色的不断升级而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如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正从一般意义上的沟通与协调平台，升级为积极主导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的机制性安排。这从本次金砖国家的乌发峰会的有关成果即可反映出这种变迁趋势。而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而西方一定会利用既有公共产品和相关力量工具迟滞或者阻扰中国积极主推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公共产品，却很难阻挡中国积极构建多边合作体系的努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以金砖银行、亚投行为代表的跨区域制度安排，标志着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们为了摆脱既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锁定，通过主动创设并拓展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多边合作平台，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提升既有全球经济分工体系话语权的同时，也在尝试参与承担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角色。（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