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AIIB）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为中方授权代表签署《协定》并在仪式上致辞。

　　从2013年10月中国国家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南亚提出AIIB概念，到2014年10月首批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再到50国正视签署《协定》。亚投行体现了中国式的行政高效，也意味着中国秩序的启航。

　　国家金融秩序，战后形成了美欧日主导下的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三大机构秉承西方式的治理模式，西方国家投票权上也占尽优势。因此，在对成员国实施救助时，彰显出强烈的西方特点，即被救助者必须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包括政治、市场、产业乃至民生方面的改革。不改革不救助的“嗟来之食”，曾经让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韩国备尝屈辱，也让分离主义缠身的乌克兰品尝苦果。即便是同属欧盟和欧元区的希腊，也被包括IMF的国际债权人苦苦相逼，希腊“赖账”有可能被驱逐出欧元区。

　　在贷款审批、发放、额度等方面，传统的国际机构也面临着效率低下和救助资金不足的尴尬。经历全球经济危机，国际社会呼吁全球治理机构改革的声音日炽，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主权债务危机时代，感受到中国资本的充裕和新兴市场的活力，希望给予中国在IMF等国际机构中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但IMF的改革遭遇到美国国会置之不理的漠视。

　　传统治理机构的低效率和全球化治理的不合时宜，直接促生了AIIB。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举措，AIIB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成为后危机时代最宏大最具创意的的全球治理计划。毕竟，后危机时代的亚洲各国，存在着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诉求，从东南亚到南亚次大陆再到中亚、西亚各国，其宏大的基础建设诉求可能是下一周期全球经济起飞的决定因素。而嗷嗷待哺的上述各国，缺乏的是资本和基础建设能力；中国的优势则是丰裕的资本和过剩的产能。这形成了亚洲国家一拍即合的市场共鸣。

　　美国和日本的误判恰恰在此，他们以为AIIB只是亚洲穷国的抱团取暖。因而以冷眼旁观的心理，漠然审视着中国和印度等国主演的穷人的游戏。可美日忽略了欧洲和域外其他国家也需要在宏大的亚洲基础设施市场，分一杯羹或抢一块蛋糕。“七国集团”（G7）“说好的不加入”因为美国最亲密朋友英国向AIIB“抛去媚眼”而变成空洞的承诺，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西方国家接踵而入AIIB。AIIB由区域性的“穷人游戏”变成了比肩IMF、WBG甚至可能超越ADB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

　　由此引发的中美日三国博弈还在上演，但AIIB的确意味着中国秩序的确立。随着IMF、WBG和ADB从冷眼旁观到表态合作，中国也表现出开放态度，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向美日两国发出加入AIIB的邀请。

　　美日没有加入AIIB，但态度已经软化。AIIB无论是从开放性、治理机构、成员构成、业务运行、决策机制、投票权、特豁待遇等等，都让美日的指责失色。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AIIB的治理机构也体现了西方国家的诉求，因而在公开透明度上并不亚于IMF和WBG。对于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而言，AIIB让其多了在全球治理机构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至于是美国还是中国谁是主导者，并未本质区别。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希望IMF改革以体现后危机时代更为多元开放（提高新兴市场投票权）的努力，在AIIB中得到了体现。

　　和美国国会阻挠IMF改革和美国政府支持改革但死保IMF否决权相比，中国在IMF的投票权虽然占比26.06%，但也给予西方国家相应的投票权。而且，随着加入成员的增多，中国所占份额也在“大盘”中稀释...因而，中国主导AIIB但并未想一直控制这一全球治理机构。

　　更重要的是，这一机构体现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共治的特点，契合了后危机时代全球市场的新趋势。在此情势下，AIIB在救助模式、放贷效率上更加公平合理。

　　AIIB到年底将可正式挂牌运行，世界多了一个中国秩序的产物，全球市场也就了多了一个机会和一份希望。而且，AIIB已经释放出良性竞争的效应--倒逼日本建立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