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日本大使、中国联合国协会原会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陈健在6月27日的“世界和平论坛”、“中日关系与东亚秩序”会议上中表示：日本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日关系又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日本最近出台的防卫白皮书，把中国和朝鲜并列称作是对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胁，安倍首相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日本要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来抗衡中国。

　　作为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四个历史性文件当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中日两国确认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合作伙伴。如果听任安倍为所欲为，这种势头发展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四个历史文件的基础、把中日关系引导到对抗的道路上去。

　　中日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东亚秩序的演变，中日关系的演变也将对东亚秩序的改变带来重大影响。为什么中日之间互利的经贸关系没有能够阻止两国“政冷”趋势的发展呢？

　　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变迁构成了中日关系乃至东亚秩序改变的大背景。

　　首先，两个超级大国争霸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中日两国面对苏联扩张的共同威胁消失了。

　　第二， 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标志着美国建立独霸世界格局的企图终结，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借助盟国力量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第三，中国的迅速崛起。但是，中国无意取代美国主导亚太事务。

　　在这样一个重大变化之下，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如何看待地区秩序变化、如何看待对方又如何确定自身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从中国方面来看：

　　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上升中的新兴经济体，倾向于以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姿态来看待和应对地区秩序的变化，追求建立一个包容性、开放性的命运共同体；

　　另一方面，对于日本，虽然两国间尚存钓鱼岛主权争议，但中国仍然把日本看作合作的伙伴非地缘政治对手。

　　同时，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能力和意志上升了。

　　就日本而言，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日本是个忧患意识极强的民族，加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又丧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所以倾向于以悲观的心态看待地区秩序的变化，存在对日本地位和作用可能被削弱的危机感。

　　第二，因为美国亚太再平衡要借助盟国特别是日本的作用，因此日本就存在一种机遇感，错误的以为可以在美国的纵容甚至支持下摆脱战后体制的约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历史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上升。

　　第三，在危机感和机遇感之上的日本领导人的“使命感”，安倍首相多次表示：我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我的任期内修改宪法，使日本能够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应该说在安倍之前的日本领导人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是真正宣布将此作为任期内的使命孜孜以求的应该说就是安倍。

　　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会出现强大的政治潮流，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看成是对日本的挑战和威胁，还通过宣扬威胁论在日本制造这样一种政治风味，企图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制约。

　　总之，上述种种说明日本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日关系又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怎样才能防止中日关系从合作走向对抗这样一个危险呢？对日方而言，关键是要回到四个历史文件所确定的原点，为此必须要正确认识亚太秩序的调整，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确立中日两国互为合作伙伴，在这个基础上处理历史认识和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

　　希望日本能够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中国的强大、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的缩小，而是完全可以合作共赢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中日关系会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