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危机深重时刻的2010年， IMF达成了一项给予新兴市场国家更多投票权的改革。按照这一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比例将由第6位升至第3位至6.07%，印度将从第11位升至第8位，巴西将提升4位至第10位。

　　但这一方案带来的影响是，将可能影响到美国在IMF的否决权。目前，美国拥有IMF最大的投票权--16.7% 。应该说，奥巴马政府在IMF改革中尚持开放态度，但是到了美国国会，这一改革方案却被长期搁置。美国国会之所以和全球“作对”，除了美国国内的政党内斗，关键还是担忧美国失却IMF的否决权。这是战后美国全球经贸领导权的象征。

　　虽然后危机时代，美国率先走出危机泥潭，可是美国国会的漠然还是导致了中国因为失去耐心而突围。

　　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IMF改革停滞的结果。AIIB虽然遭遇美国和日本的杯葛，但西方联盟——特别是“七国集团”（G7）从内部瓦解。伴随着英国的加入，法德意等国接踵而入。以至于，美英特殊关系也趋于崩盘。直接的后果是，AIIB从穷国俱乐部变成了世界银行（WB）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强势竞争者。后两者繁冗的程序以及资金资助的低效，根本满足不了后危机时代亚洲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AIIB的成立，顺时顺势，西方世界亦想通过这一机制分得一杯羹。

　　无论WB还是IMF，虽说皆由美国主导，但另一基础是欧洲国家。当欧洲国家也顺势支持AIIB时，AIIB也就从区域性的开发银行变成了和WB同样的全球性开发机构。正因为如此，5月13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称，AIIB的诞生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写好了讣告，并且隐晦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仍然有意且有能力领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这固然是一家西方媒体的观点，但也代表着西方普遍的态度——中国和其主导的AIIB，正在成为新的全球经济领导者。这，深刻地改变了战后全球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

　　从长远看，WB不会“倒掉”且将和AIIB共存，中国作为WB和AIIB的双重成员身份，显然要比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AIIB更聪明更理智。更要者，欧洲变成了现实主义的利益选择者，“第三方”势力亦将奥援中国成为美国那样的新经济领导者。

　　有趣的是，美国死守IMF否决权的立场和对这一机构改革冷漠的态度，催生了AIIB对WB的挤压和强势竞争。但是IMF作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多边架构功能并没有降低，这得益于IMF的领导人拉加德在这一机构开放性的多边主义的立场。对于2010年机制改革的支持，以及在欧洲金融政策上的持续加力。更要者，这个组织对于全球经济“新平庸”的论断，以及如何突破“新平庸”寻求国际合作的努力，一直让人印象深刻。拉加德治下的IMF，没有抱残守缺和保守自持，而是坚持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

　　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希望在这个组织内发挥更大作用。他们期望搁置在美国国会的IMF扩权改革方案，能够尽快通过美国国会的政治“审查”，以便使IMF更能体现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让更有实力的成员获得和其实力相匹配的投票权。

　　奥巴马政府也在等，而且对于国会的官僚主义颇为不满，并将美国遭遇的AIIB挫折归咎于国会山。但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也不期望IMF威胁到美国的投票权。如果美国在WB和IMF同时失去更多话语权，将代表战后美国经济主导权的沦丧。也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作为传统强权，对于这种挫折有明显的焦虑和排斥。就此而言，美国死守IMF的否决权，预示着一种悲戚的逻辑，美国不甘心也不愿意这么轻易地与新兴国家共享这个世界的权力。其实，这也是老旧帝国摆脱不了的宿命，人们依稀记得大清帝国的闭关自守和盲目自大，当然也包括帝国走向末日的悲剧。

　　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要避免历史上老旧帝国的覆辙，只有接受这个世界的新变化。据悉，即使美国死守自己的否决权，新兴市场也会有新的应对方案，即绕过美国从欧洲国家取得一部分投票权。果如此，美国在IMF内或可保留否决权，但领导力和公信力则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