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发生多起示威、纵火和抢劫事件，导致几千名国民警卫队员进驻巴城，市长下令宵禁一周。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引起国际关注。 作为一名在巴尔的摩的中国留学生，笔者认为，巴城现在的紧急状况，虽然是由弗莱迪.格雷之死引起，但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美国种族矛盾、社会贫富不均等问题多年累积、越发严重的表现之一。

　　25岁的非裔青年弗莱迪.格雷居住在吉尔摩.霍姆斯社区，和许多巴尔的摩城西的社区一样，这里有大量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犯罪率极高。4月12日早上，格雷在街上与巡逻警察对视后企图逃跑，警察截住他询问，发现他身上有一把折叠刀，并因此拘捕了他。格雷被押上一辆警车送往警署。大约半个小时后，当他被从警车里拉出来的时候，被发现脊柱严重受伤、声带受伤，并随后休克，被送往院， 医生说他脊神经损伤了八成。格雷于4月19日不幸去世。 警方说格雷被逮捕的时候警察没有使用暴力，但正好有目击者拍下了逮捕时刻的视频，其中显示，格雷当时双手被反铐，双腿已经瘫痪不能行走，是两名警察连拉带拽地把他扔进的警车。

　　截至目前为止，对格雷之死的调查尚未出结果，没有人知道警车里发生的全部，但已知患有哮喘的格雷曾要求使用呼吸器，但被拒绝。人们猜测，当时很可能发生了美国电影里常见的所谓“粗暴行驶”，即嫌犯被铐双手关在车后，不系安全带，司机开的很快，极速拐弯或刹车，以此对犯人变相折磨。当然，警方对这些猜测都是否认的。

　　格雷的死和警方的反应，激起了巴尔的摩市民的愤怒。像许多美国城市一样， 巴尔的摩的种族矛盾和贫穷问题积累多年，警察充满种族偏见的暴力执法屡见不鲜。而格雷正是贫穷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受害者。格雷的母亲身患残疾，带着儿子格雷和两个女儿生活在这个巴城最穷最危险的社区。和许多贫穷家庭的不幸遭遇一样，由于房屋过于陈旧、油漆不合格等因素，格雷和两个姐妹小时候均铅中毒，导致了他们一系列的学习、生活、行为困难，这些问题伴随终身。而由于是非裔，格雷和许多同族裔男性一样，有更高的可能性被警察逮捕——在美国，非裔人口占百分之十三左右，但非裔男性却占监狱男性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在巴尔的摩的“危险”社区，这一比例更高。

　　犯罪率和入狱率与社会经济、福利发展紧密相连。一百年前，港口城市巴尔的摩是美国第六大工业城市，人口高达百万，以钢铁和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吸引大量工人阶级在城市安家落伍；随着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进程，其传统制造业衰落，巴尔的摩失业率和犯罪率陡然攀升，白人和一部分非裔中产阶级逃离这个城市，搬到富裕的郊区，而城里则留下了大量非裔人口，男性失业率将近百分之五十，公立学校系统溃败、毒品、黑帮问题突出。

　　我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十九世纪末，彼时正值巴尔的摩工业发展的鼎盛之时。霍普金斯至今都是马里兰州第一大私人雇主，校区散落在巴尔的摩好几个不同的社区。从文理学院到医学院，就要穿过一些所谓“危险”的非裔社区。为了保证本科生生源，学校配置专门的警察队伍，24小时开车围着校园巡逻；提供专门的校车，除了在几个校区间接驳师生之外，还会在每天晚上把学生送到家门口。

　　于是，霍普金斯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把自己与巴尔的摩市隔绝起来。在这里念书多年，你可以不用跟巴尔的摩本地人讲一句话。 看着满校园大多数欧美裔和亚裔脸孔，你会忘记这里是巴尔的摩。 虽然学校尽量与非裔社区隔绝，但其基本运行却要依靠大量非裔劳动力。事实上，这所私立名校的大多数后勤服务，就是建立在基于种族的劳动分工之上。校车的司机、食堂服务人员往往都是非裔；楼道的清洁工，也往往都是非裔。白天，他们不见踪影，只有在夜色降临，大部分师生都回家了，他们才开始在楼道里出现，一层一层挨着扫厕所，累了在系里的厨房沙发上休息，或者到楼后的台阶上三两个坐着吸烟。

　　与贫穷、破败的非裔社区同时存在的，是一个所谓“巴尔的摩复兴计划”。2008金融危机后几年，巴尔的摩房价不降反升。新一轮的金融投资房地产开始了——一些房地产发展机构和霍普金斯大学联手，要把学校四周的老社区买下来，对其进行改造，“中产阶级化”，以吸引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白领人士来居住，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和消费能力。

　　想理解巴尔的摩今天为何有骚乱，就必须要考虑到以上这些背景因素，它们存在多年，酝酿了许多潜在矛盾，一旦种族偏见与警察暴力执法结合，则势必将矛盾激化。但是必须承认，刚到此地时，笔者也和大多数少数族裔留学生一样，对非裔社区没有了解，只有恐惧；不理解他们的遭遇是社会结构问题，而一味苛责个人。

　　其实，和国际社会想象的有所偏差，几天前的这场骚乱，虽然引来了罕见的国民警卫队出动，但却并非只有“打砸抢烧”和“暴徒”的一面，那只是极个别现象。而被忽略的、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这几日，巴城各大社区、教会、工会、高校（包括霍普金斯）的人们自发组织了很多和平的示威、游行，大家不分种族、性别、年龄，走上街头，用标语、口号表达对种族歧视和社会贫富不均的不满，有理有力。遗憾的是，大多数媒体却只报道抗议中最暴力的几个场面，无限扩大恐惧，加大不同族裔间本就很难跨越的鸿沟，令人感到遗憾。

　　作为一个巴城留学生，我为这里的不公正现象感到不平，也为各族裔普通市民的正义发声感到自豪。我希望人们可以更加审慎、全方位地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如一个抗议者的标语说的那样——“我不关心打破的窗子，我只关心被扭断的脖子”——抗议中发生的极少数的对物体的破坏固然不对，但不要忘记，由国家和资本支持的、系统性的、基于种族和阶级的对人本身的暴行，才是问题的根源。（文／弋戈 作者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在读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