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黑人青年非正常死亡引起的美国巴尔的摩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近一周时间，由于政府实行了紧急状态、宵禁等强硬措施，当地治安局势有所好转。3日，巴尔的摩市市长斯蒂芬妮·罗林斯-布莱克宣布，政府提前一天解除自4月28日起实施的宵禁。

　　巴尔的摩骚乱虽已平息，但并不意味着当地种族对立情况有所缓解。自去年8月弗格森骚乱以来，美国地方当局治标不治本的处理方式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种族抗争，为下一次冲突埋下种子，让美国的种族骚乱成为一种“惯性”。

　　和弗格森骚乱一样，黑人青年之死成为巴尔的摩骚乱的导火索。尽管有理由认为，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逃避警方盘查是巴尔的摩骚乱的起因，但警察对非洲裔人士的选择性执法才是问题的根源，这种选择性执法来自警察的种族思维惯性。

　　警察将黑人与犯罪直接挂钩，用以更严苛的标准约束黑人的行为。这也让美国警察特有的“先发制人自卫权”被滥用，其过度执法一次次酿成悲剧，一步步加深黑人与警察的对立情绪。

　　无论是在弗格森还是在巴尔的摩，当政府发现非洲裔群体的抗议活动升级为骚乱时，都是通过强硬手段重新控制局面，结果只是火上浇油，令黑人对当局更为不满，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

　　尽管在处理巴尔的摩骚乱时，当局采取了一些“软硬兼施”的做法。巴尔的摩所在的马里兰州检方5月1日对“格雷案”的6名涉事警察提起刑事指控。消息一出，当地民众再度走上街头，欢呼庆祝“黑人的胜利”；而另一边，巴尔的摩警方则对这一结果表达不满，他们认为检方的判断“过于仓促”，这一做法是迫于民众压力，急于推进调查，以平息多地的示威活动。

　　事实上，无论是镇压骚乱还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处理肇事者，都只能暂时缓解冲突。从长期看，这种做法只会让非洲裔群体与当局的矛盾进一步积累，同时加剧白人对少数群体的恐惧与仇恨，把种族问题带入恶性循环，让“黑白对立”成为美国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被提起刑事指控的6名涉事警察中，有3人为非洲裔警察。与此同时，巴尔的摩市长、警察局长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当地近五成的警员也是非洲裔。本次骚乱让人们看到，中上层黑人正在与底层黑人自觉保持距离感，黑人警察在执法时也具有和白人警察一样的种族思维。可见种族思维在美国正在超越肤色本身的界限，其深刻性不言而喻。

　　在美国社会被贫富差距、资源不公和种族矛盾彻底撕裂的背景下，无论迈入精英层的非洲裔美国人再多，也无法掩盖美国的种族问题。只要美国政府不从根本上解决底层黑人在就业、收入、受教育等方面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美国社会“黑白分明”的现实就无法改变。

　　美国总统奥巴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巴尔的摩骚乱发生后指出，非洲裔社区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是警方与其冲突不断的主要原因，必须改善非洲裔社区的教育、就业、基础设施状况。

　　而相比总统的清醒反思，美国各地政府在上述领域能作出多少改变却令人怀疑。毕竟，从黑奴贸易的兴起至今，美国的种族主义已经有数百年历史，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思想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刻下深深的烙印。

　　美国的种族矛盾没能因153年前的《解放奴隶宣言》解决；也没能因53年前的《我有一个梦想》解决。可想而知，根除种族主义还需要漫长的过程。只要这些种族主义的社会恶根一直存在，美国社会就做不到将黑人与白人一视同仁，执法司法公平就难以真正实现，下一起类似弗格森、巴尔的摩的骚乱就随时可能发生。(刘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