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５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撰写的题为《欧洲陷入三大危机》的文章。文章说，目前有三场危机困扰着欧洲。其中两场危机发生在欧盟边上：好战的俄罗斯和内乱的中东。第三个危机情况正在欧盟内部上演——政治、经济和外交紧张与日俱增。

　　 在过去的１个月里，欧洲面临的这三场危机均有所加剧。袭击巴黎的恐怖分子，加深了人们对中东暴力和宗教紧张产生溢出效应的担忧。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势力在乌克兰再度发起进攻。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希腊大选中获胜意味着，极左政党在一个欧盟国家赢得选举——自欧元区危机爆发以来，这还是头一回。

　　 俄罗斯、中东以及欧元区危机的根源差异很大。但是，随着形势恶化，它们开始相互助燃。

　　 欧盟大部分国家出现经济低迷，促进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主义者赖以壮大的不安全感，受到中东冲突溢出效应（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大规模非法移民）的进一步推动。在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来自（或经由）中东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强化了社会危机氛围，使得移民问题几乎与紧缩政策一样备受争议。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给欧盟带来冷战结束后最严峻的外交政策挑战。若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迄今成功地团结起来，对俄罗斯实施了一套合理严厉的制裁方案。但是，欧洲内部政治极端主义的崛起，对欧盟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团结构成威胁——使克林姆林宫更有可能壮胆，也使危机更有可能升级。

　　 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抱有好感，似乎是希腊、德国和法国等国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共同情结。极右翼欣赏普京的社会保守主义、他对民族国家的注重、他的威权主义以及他对美国和欧盟的敌意。极左翼似乎保留着对莫斯科的传统亲切感。

　　 俄罗斯完全有理由煽动欧盟内部的政治极端主义。如果欧盟的团结瓦解，有助于孤立俄罗斯的制裁机制也将开始解体。普京已经与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加强了联系。希腊新总理亚历克西斯 齐普拉斯会见的首位外宾便是俄罗斯大使。希腊随即表明反对欧盟对俄罗斯出台进一步制裁措施。

　　 对于欧洲领头的政治人物、德国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而言，麻烦正接踵而至。她面临的国内压力要求她对希腊采取强硬态度，但国际间的压力要求她达成某种交易。希腊与俄罗斯之间的暧昧关系，给欧元区危机添加了一个地缘政治维度，可能会促使美国施压德国，要求让希腊留在欧盟大家庭内。（历史学家也许会回想起1947年为遏制苏联而推出的“杜鲁门主义”，当时华盛顿努力确保希腊不落入莫斯科方面的轨道。）

　　 乌克兰冲突加剧给德国总理带来又一波严峻的选择。在美国，在欧盟一些地方，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火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俄罗斯对此类决定的后果发出严重警告，很可能让和平主义的德国民众震惊。呼吁强硬对待希腊、温和对待俄罗斯的德国右翼政党，还与德国多座城市爆发的“反伊斯兰化”游行有牵连。

　　 默克尔领导的政府在国内至少具备经济状况相当有利的优势。失业率维持低位，德国能以极低利率借款。相比之下，欧盟其它大国充满强烈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感。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失业率盘踞在两位数高位，完全可能出现针对经济紧缩政策和欧盟的希腊式反抗。

　　 令人担忧的是，欧洲的三场危机似乎没有好转迹象。在中东，叙利亚和利比亚正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也门和伊拉克的形势也十分黑暗。俄罗斯的行为正变得更具威胁性，而没有放缓的意思。尽管乐观主义者仍然认为，希腊和欧盟难免会达成债务协议，但早期迹象不容乐观——对抗的乌云正在聚集。

　　 这一切看上去都可能导致欧洲的政治版图进一步破裂。有人将现在的格局与20世纪30年代进行粗略类比：当时经济萧条，加上不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导致政治极端主义兴起，最终引发战争。

　　 幸运的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时期的类比似乎仍然牵强。那时的欧洲尚未从一战的大规模杀戮恢复元气，而且欧洲各国缺少福利体系——这意味着持续低迷很快转化为大规模贫困。

　　 现代欧洲拥有经济和政治上的韧性，也拥有财富基础，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根本不存在的。不过在我的记忆中，目前的欧洲大陆，正处在自我成年以来最不稳定，且最难以预料的氛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