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29日发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报撰写的题为《挽救地球的最后机会》的文章。文章说，世界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在未来30年将全球经济的能源DNA从高碳转变为低碳。这需要一种历史性的有控技术革新。

　　这一变革很可能失败，如果失败的话，气候变化将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破坏。在本月23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各国开始了将持续至2015年的谈判，这是我们作出改变的最后机会。

　　我们需要在经济、能源和环境方面作出改变，改变的理由是多样化的、彼此关联的。这些理由包括：难以根除的极度贫困，日益加重的不平等；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而最主要的理由是，庞大并日益增长的世界经济和人口带来了许多挑战，这对地球脆弱的生态系统和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必要改变，而是如何作出改变。要在全球范围内从社会和经济方面作出改变，挑战是艰巨的，尤其是全球经济和技术体系——工业、能源、交通、生产、贸易和投资——存在显而易见的巨大惰性。

　　全球经济的惰性源于多个强有力的因素：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既得利益者（或许没有比大型石油公司更强大的游说集团了）、地缘政治竞争、短期主义和巨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挑战。世界需要绘制新的低碳能源轨迹，但这种轨迹是什么样子？当然，不同的国家将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且我们也应该支持他们的选择。

　　对政客们来说，气候变化问题令人头疼。它充斥着不确定性，技术上也非常复杂；它的时间跨度远远长过选举周期；它需要耐心的长期投资；而且它需要建立新型的公私合作机制——在游说者的吵吵嚷嚷中，这种机制是很难成功设计和实施的。这些问题还涉及一些违反直觉的选择，比如停止开采已被发现、但由于需要限制碳排放而无法安全燃烧的化石燃料储藏。

　　基于上述问题，世界在自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的22年间无所作为。那么，应该如何推进进展？我的建议有如下几点：

　　首先，我们应该坚持全球达成一致的承诺，让平均气温升幅低于2摄氏度。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目标，而是上限。人人都说，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气温上升4至6摄氏度的轨迹当中。

　　其次，每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以及其他许多高收入国家和规模较小的中等收入国家），都应该同意设计（并向世界展示）本国到2050年深度脱碳的路径规划，该规划要与气温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的上限相符。此类深度脱碳规划应让我们从国家层面上看到，所有全球主要经济体计划如何到2050年将人均排放削减到1-1.5吨——这意味着美国减排约90%，中国和欧洲减排约80%。

　　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和大型企业（尤其是在能源、交通、工业和建筑领域）需要大规模地开展合作项目，对低碳技术进行研发、论证和传播。明确而可预测的碳税将对放弃高碳提供市场激励，从而有助于这些技术的发展，但现在的碳价还不足以让新技术迅速发展和实施，也不足以促进用于实施这些技术的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

　　低碳技术上的此类公私合作并非新的合作模式。它们常见于军事部门、信息学、计算科学、空间科学、基因组学和物理学领域——寻找希格斯玻色子的政府支持项目就是这样。多个主要经济体实际上非常擅长于有针对性的技术变革。但就低碳能源来说，我们甚至没有真正尝试过。

　　通往气候安全的道路狭窄。它包括坚持明确的目标，也就是2摄氏度的升温上限。它还包括为每个排放大国成功减排找到切实可行的道路。它需要资金充裕、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努力来开发我们需要的低碳技术。

　　当政要们上星期在联合国会晤之际，他们还没有就如此大胆、需要一代人之久的合作努力作出决定。然而，这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如果本月23日的峰会把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推向为人类存活而努力的方向，那么峰会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我们决定这么做，就可以挽救我们的星球和我们自己。2015年将举行关键的谈判，那将是决定性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