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亚太地区安保秩序最大的变化无疑是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些放缓，但在本世纪20年代超过美国几乎已无悬念。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同时也在崛起。另一方面，长期处于压倒性优势的美国的地位则相对弱化，对外干预的积极性也呈下降趋势。在考察地区安保秩序时，必须以动态视角来观察这种多元的力学变化。

　　力量平衡的变化与带来大国和挑战国战争的“大国兴衰”历史大不相同。今天的新兴经济体全都是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在崛起的过程中高度依赖国际经济体制。围绕中国崛起的国际关系，并非冷战期间那种明显的阵营间对立，其特征将比较复杂，既有摩擦和牵制，又有合作与联合。

　　要想实现地区国际关系稳定，一方面需要维持国家间的力量均衡，同时也需要另外的途径来敦促中国和平崛起，扮演容易合作的角色。因为早晚有一天，世界要面临以下选择：或是不必要地加速军备竞赛和相互威胁行为，或是陷入对中国变更现状的妥协和融合外交。所谓另外的途径是指构筑“三重”安保秩序。

　　第一重是构筑区域内美国的同盟和准同盟关系网。除了日美、美韩、美澳、美菲、美泰等同盟关系外，加强同新加坡、印尼、印度、越南等国家的联合，从“面”上抑制中国力量，或者说是构筑可以拒绝中国的力量均衡。

　　第二重是加强区域内各国在不同问题领域的安保合作。在大型灾害、疫情、跨国犯罪、海洋事故等方面，通过军事当局间的合作，增强解决能力。灾害救助和人道援助方面的多国间联合训练，将是美国、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加深合作的绝好机会。

　　第三重是制定地区安保规则，形成制度化。亚太地区存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等框架，应将其发展成建立互信、预防纷争的有效组织。中国和东盟正在磋商的南海行为准则需要具备法律约束力，以稳定广泛的海洋秩序。

　　三重安保秩序的成败将关系到能否构建适应地区力量平衡变化的安保秩序。对中国的力量均衡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引导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应积极致力于促成亚洲三重安保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