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美国磨刀霍霍发起军事干涉叙利亚之时，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了政府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动议，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政府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作为长期在国际事务上以追随美国来捍卫大英帝国尊严的盟友，英国此次不配合的举动释放出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开始出现松动，美国人不负责任的鲁莽行动很可能将敲响美利坚帝国支配地位的丧钟。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在国际事务中呼风唤雨，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美国超强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的地位纵容了美国人的帝国野心，一度在国际舞台上睥睨于世，甚至不时显露出鲁莽的“单边主义”点菜式外交，令国际社会敢怒不敢言。二是美国强大的盟友体系。在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体系，为美国人提供了强大的后盾，尤其是步步紧跟的“英美特殊关系”，令美国有恃无恐。三是美国亲手创制的国际制度体系，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国际管制体系。凭借上述三个要素构成的显赫实力，美国人赢得了领导世界的尊荣。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毫无顾忌的蛮横和傲慢让其吃尽了苦头，美利坚帝国的大厦在经过一次次打击后，呈现摇摇欲坠之态势。先是“9·11”恐怖袭击事件，让美国本土安全的神话被打破，美国发动了“以我划线”的反恐战争，但绕开联合国和一系列国际制度的行为，引发来自法德等欧陆国家的集体抵制，美国的联盟体系出现动摇。后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的综合国力，美国在削弱亲手创制的国际制度之后，不仅无法实现包打天下，甚至连自己家里的事情都摆不平，美国战略界人士开始沉浸在一种国际影响力下降的惶恐之中。

　　也许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与大混乱》中说过的那样：“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为第一类需要名正言顺的合法性;第二类的根基是拥有偿债能力;而第三类则需自身清白。”事实上，英国议会否决出兵叙利亚从根本上是对美国全球警察、全球银行家和全球道德家地位的抵制，其震撼力不在于冲击美国自身的实力，而在向全世界表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英美特殊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美国无法让国际恐怖主义低头，无法令美国看不顺眼的他国领导人低头，就连美国最亲近的盟友，美国都没有能力令其马首是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自己亲手制造了这个结局。英国议会的否决并非否决英美盟友关系，而是否决美国鲁莽的“新干涉主义”外交政策。抛开叙利亚国内争端的是非对错不论，联合国“保护的责任”首先应由联合国安理会来行使，所有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不仅毫无道义可言，而且很可能是对现有国际规范的破坏。尤其是在联合国正开展调查和事情真相不明的情况下，此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是一种更大的不负责任行为。

　　因此，英国盟友的提醒是在告诫美国人回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内，放弃可能会释放更大麻烦的“新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对美国而言，抑制住对其他国家干涉的冲动，对其自身也许反而是一件好事。欲正人需先正己，真正的全球道德家并非要将道德喊得震天响，而是自己切实遵守国际规范和道德底线，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赵可金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