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是穆尔西就职总统一周年纪念日。当天，迎接穆尔西的不是庆典和鲜花，而是人数超过l400万的超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也是埃及自2011年穆巴拉克倒台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
毫无疑问，当下的埃及处在六十年来最糟糕的历史时期。自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外汇储备锐减60%，外债和财政赤字激增，失业率、通胀率居高不下。同时，政坛剧变导致该国原有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国内日益分裂为伊斯兰当权派和世俗反对派两大派别，双方政治理念差异甚大，权力争夺无休无止。社会治安也日趋恶化，偷盗、抢劫、凶杀等刑事案件频发。有阿拉伯媒体称，当前埃及就像迷失在大海里的轮船，没有船长、航员、航海设备及可供停靠的海岸，国家就像装在闷热的锡罐里，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困难使国家窒息，随时会陷入“国家崩溃”的危险。而穆尔西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执政一年多来，各项改善民生目标均未兑现，国家始终没有好转迹象，埃及民众对现状极度失望，对穆尔西政府日渐失去耐心。
埃及局势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固然与穆尔西执政方式有关，但显然不能完全责怪穆尔西政府。埃及诸多积弊大多是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埃及过去三十年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民族工业日益萎缩，整个经济结构日益被锁定在产业链下游地位。解决这些问题是个漫长过程，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相反，埃及经济十分脆弱敏感，极易受外界风吹草动影响。近两年来埃及政局动荡不定，加剧导致资本外逃，旅游业萧条，令埃及经济雪上加霜。这种趋势显然不是穆尔西所能阻止的。
此外，这也与埃及政治转型的道路误区有关。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朝野均将民主化转型视为纾缓困境的主要法宝，认为只要埃及有了“民主”，其他问题将迎刃而解。殊不知，民主化转型只是让埃及刚从一个陷阱爬出来，又坠入“民主陷阱”：其一，民主只是一种政治体制和遴选领导人方式，它本身不是万能灵药的，不可能解决所有难题;其二，实现“好民主”是有先决条件的，包括成熟的政党制度、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底线共识的政治文化等等。而埃及贫富分化严重、根本没有世俗反对党，民众对民主游戏规则缺乏深刻理解，由此导致埃及的民主化进程，使宗教色彩十足的穆斯林兄弟会成为最大赢家，同时也将埃及变成将“普力夺社会”——各个阶层竞相通过自己熟悉的方式表达诉求，干预政治进程，由此导致政治失序、内耗不止的“坏民主”。事实上，不仅穆尔西上台会遭遇民众抗议，世俗反对派执政同样会遇到类似问题。简言之，埃及民主化转型是试图通过简单化手段解决复杂化问题，结果可想而知。
很显然，当前埃及又站到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引发各方关注。很显然，在可见未来，埃及动荡仍不会停歇。2011年埃及民众起身反抗穆巴拉克统治，包含了谋求民族尊严、民生改善、民主自由等多重诉求。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目标远未实现。迄今为止，埃及变革仍然是场“未完成的革命”。而埃及民众政治意识充分觉醒、政治能量充分激发起来的情况下，这种不满情绪随时会转变为大规模抗议乃至暴力冲突，由此使埃及未来政局仍将风雨飘摇。
而在持续不断的埃及乱局中，穆尔西政府和世俗反对派很可能两败俱伤，唯有军方才是最大赢家。埃及军队历来是决定埃及政坛走向的关键。当年穆巴拉克正是控制了军队，才得以长期掌控埃及，后来正是军方“反水”，才导致其被迫下台。穆尔西政府上台后，埃及军方并不甘心“重返军营”，因而与穆尔西政府貌合神离。埃及国防部长塞西曾警告穆尔西，勿将军队“穆兄会化”。目前，虽然埃及军方仍不具备发动政变、恢复军人统治的主客观条件。但毫无疑问，如果埃及政治对抗日益失序，乃至国家面临崩溃边缘时，埃及军队很可能“走出军营”，使埃及迎来“新威权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