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新一期《国家利益》杂志刊登了《日本的艰巨挑战》一文，作者为斯坦福大学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斯奈德。作者观点犀利，对日本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该文指出，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在亚太“可靠的安全伙伴”，“但是美国人或许会遭遇一场梦魇——一个堡垒式的日本，由于其民族主义而在亚洲遭到孤立”。他强调，“能为美国提供协助的是一个复兴的日本，而不是一个让过去同未来混淆不清的日本”。
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斯奈德及中日两国的学者，他们均强调应对日本“修正”战后国际秩序的行为保持警惕。
日本未能成为“亚洲的德国”，美国负有责任
斯奈德曾在日本等国做过多年驻外记者。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安倍晋三政府最令人忧虑之处在于其对二战后国际秩序持修正主义立场，这不仅仅是民族主义问题，而是在东京审判、和平宪法等一系列问题上全然不接受二战失败的结果，甚至声称要以“安倍谈话”取代承认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
斯奈德说，美国希望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坚持修正主义立场，妨碍了其与中国等亚洲国家接触交流。他提出日本应成为“亚洲的德国”，需同德国一样，“只有放弃对其战时罪行的辩护并明确表示忏悔，解决有关往昔战争的各种关切，它才能真正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
斯奈德认为，日本之所以未能成为“亚洲的德国”，与美国在二战后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二战后，美国在欧洲通过北约等制度安排迫使、敦促德国必须面对历史，并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也通过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等方式表示忏悔。在亚洲的情形则全然不同，美国并未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美国对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问题负有责任”。
日本一些有识之士认同斯奈德的观点。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五十岚仁和日本律师联合会前会长宇都宫健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认为，日本对二战期间所犯罪行彻底谢罪并表示忏悔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安倍不承认日本所犯罪行并试图修改宪法，这种行为无法取信于周边国家。五十岚仁还特别指出，日本学术界和舆论界对安倍质疑东京审判的言辞没有提出明确批评，“这反映出当前日本舆论状况存在很大问题，我们应该对那些试图忘记侵略历史的言行更加敏感并加以纠正”。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政治学家伊藤成彦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东京审判表示怀疑是军国主义复活的征兆，必须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日本律师联合会宪法委员会副委员长伊藤真向本报记者强调，即便日本取得周边邻国信赖后，也不应该拥有国防军，不应该加入亚洲军事同盟，应当坚持现行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
美国借助日本民族情绪遏制中国的做法将因小失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吴怀中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斯奈德的文章对目前日本政治的走向有清醒的认识。”但他同时指出，斯奈德对日本的认知尚未成为美国政界的主流，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崛起的疑虑超过了对日本的防备心理。
曾在美国卡特政府内任高级顾问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阿米泰·埃佐尼是德国裔犹太人，亲身经历了德国纳粹的迫害。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并未向“亚洲的德国”方向发展，而是背道而驰。在此情形下美国推动日本在亚洲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项“愚蠢的政策”。
埃佐尼说，将日本置于美国遏制中国努力的中心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想法”，因为预算开支减少的美国想要遏制不断崛起的中国，就需更加倚重其亚洲重要盟友日本。“其实，即便没有美国的推动，日本也正在扮演急先锋的角色。在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之后，日本正在脱去二战后披在身上的和平羽毛。”埃佐尼说。
“问题在于，美国试图将日本拉得更紧势必引来中国的强力反弹。借助日本民族情绪遏制中国的做法将因小失大，推动日本对抗中国的战略成本极高，中国会更加感到遭遇挑衅，可能会减少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华盛顿借助日本‘平衡’中国，本意在于分担重负，结果可能引来更大的重负。”埃佐尼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