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无外交，国家强大了，外交官才有地位，才有空间。当外交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就难在如何掌握平衡。在处理重大外交事件时，首先要想清楚我方的利益是在哪里？第二要明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又维护我方利益，又保持两国关系大局，把这个棘手问题解决掉。
中美建交30多年来，要维持中美关系的发展，同时又要维护我们的原则和立场，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在斗争中求发展。在两国的交往中，确实出现过不少危机事件，有些笔者也亲身参与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中美撞机事件是美军对我国抵近侦察的一个直接后果，影响非常大，当时两国对立的情况比较严重，双方民众的情绪也都起来了。我驻美使馆与美方沟通也变得困难起来，甚至被取消面谈，只能发传真沟通，展示我方政策、态度和立场。当时国家领导人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你道歉、我放人”，外交部后来就是根据这六个字，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要让美方道歉，从英文上讲apologize是正式的说法，但是想让美方按照这个原则进行道歉很难，可是美方不道歉，问题又解决不了。所以围绕这个道歉的措辞，中美双方进行很多次的谈判，最后达成一致，第一是美方向遇难飞行员王伟的家属、战友和中国人民道歉；第二是美方对未经中方机场塔台口头许可就降落海南陵水机场进行道歉。后来，美方在致中方信中就道歉问题用的措辞是“very sorry”。翻译成中文就是深表歉意。这可能是当时拿到的最好结果，否则中美双方就会僵在那里，解决不了，中美关系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外交，要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也是这个情况。建交时，美国承诺三条“断交、撤军、废约”，卡特政府同意了。但是后来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出现反复，表态称“最多停止对台军售1年”。这就给中方出了一个难题，到底建交还是不建交？后来，邓小平同志指示说，建交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个大智慧。因为那个时候中美建交是大局，背景是我们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美不建交改革开放也就不完整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确实带动一大批欧亚、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中美建交后，双方围绕对台军售问题进行谈判，里根政府上台前后又提出在台设立“联络处”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没有其名但有其实的“外交机构”，中方无法接受，邓小平同志提出“关系不惜倒退到建交之前”，这给美方带来很大压力。在这个情况下，美方同意“对台军售在质量上、数量上逐步减少直至最后解决”。这虽然对美国停止对台军售没有拿出一个具体时间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周文重 作者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前中国驻美大使，薛小乐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