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近日宣布，从今年起投入1亿美元，将部分电脑的生产迁回美国。自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提出“再工业化”计划后，制造业向欧美回流现象再度引起人们关注。
制造业向欧美国家回流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针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济持续衰退和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等问题，欧美国家纷纷提出重振本国制造业的计划及配套扶持政策，并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其次，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快速并持续上涨，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年增长速度达15%—20%，以致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第三，中国周边国家的生产成本虽然低于中国，但受基础设施、人口技能和产业配套网络等方面的限制，目前尚无法承接比较高端的制造业转移。第四，石油价格长期维持高位，增加了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离岸生产的运输成本。
从短期来看，制造业向欧美国家回流，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趋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尽管中国和欧美国家的相对成本劣势正逐步缩小，但欧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然较高，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回迁到国内，不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工业化国家重振制造业，不是简单地恢复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而是向更高层次升级，它们所能重振的，是那些适合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或价值链环节，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价值链环节，仍将保留在发展中国家。从回流美国的企业来看，大多属于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和价值链环节，以及需要快速响应当地市场需求的小批量订单。当中国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的竞争优势消失后，还会有其他发展中国家递补上来，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很难回归工业化国家。
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很快，国内制造业因此出现向周边国家转移的趋势。随着周边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产业配套体系的完善，制造业转出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另一方面，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尽管尚处于萌芽阶段，还未出现足以改变当前国际分工格局的根本性技术突破，但伴随着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3D打印、在线协作制造等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工业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将逐步减弱，进而加速国际分工布局的重新洗牌。因此，如果不能顺利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业将会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三明治陷阱”。
应对制造业外流的挑战，从根本上看要靠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因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的成本洼地，促进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赢得时间；另一方面，要积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增强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真正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低成本劳动力形成的价格优势，转移到知识、技术和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