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之争不仅是领土之争，更是未来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发展的主导权之争，我们只有清晰地洞察与剖析日本的战略图谋，才能在钓鱼岛之争及以后的中日对抗中赢得战略主动权。
薛理泰：“购岛”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处心积虑
东京违反战略博弈的规则，启动钓鱼岛“国有化”行动，涉及到“大气候”和“小气候”。
中国崛起处于关键节点，终于同西方国家陷入老大、老二关系的怪圈。西方国家已经视中国为准超级大国，中国未来处境尤其被动。假如西方国家尚未把中国视为准超级大国，则没有整合国际力量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付中国的必要性，中国也不致于有可能沦为众矢之的；倘若西方国家已经把中国视为超级大国，则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球村必然需要和平相处，西方国家在对华决策上自然有所忌惮，不致于无所不用其极。过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处了近半个世纪，彼此打交道时确实有一定之规，核心利益被视为禁脔，对方不会越雷池一步，此即一例。中国被视为准超级大国招致的风险，一如上述。其理至明，无须多言。
假如西方国家要围堵中国，则在军力聚焦在亚太地区之际，与中国周边国家密切合作，对中国启衅，是借力使力，隔山打牛的绝招。设若中国不作为，则被举世及中国民众视为丧权辱国的行径；如果轻易诉诸武力，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果不测，西方国家则坐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好处。而在中国周边的邻国中，菲律宾是扶不起的阿斗；越南则桀骜难驯，而且西方国家对国内民众的情绪也难交代；唯有日本的综合国力同中国旗鼓相当，历史上又是宿怨，稍一拨动，民间躁动情绪易发难收。因此，由日本充当这个角色是最理想的，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况且，日本朝野上下本身也有向这个启衅的政治动机，配合之迅速，犹如以臂使指。一言以蔽之，这就是所谓的“大气候”。
至于“小气候”，则东京认定中国政府怕内乱，因而在对外作出反应时，必定存在不小的顾忌，所以此时东京企图心强烈，在对中国启衅时显得有进无退，内心不甚恐惧。东京还有一层考量，即中共高层在十八大行将召开之际，凡事以维持稳定为要旨。所以，东京决定，无论如何，要赶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完成对钓鱼岛“国有化”的程序。
吕耀东：对华“两面下注”体现日本矛盾心态
一直以来，日本对华战略就表现为，借重同盟国美国的力量增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在军事上对其构成威胁。因而日本对华战略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特点。日本这样的对华矛盾心态，导致日本对华政策始终保持两手准备。
首先，在东亚经济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日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强项，积极寻求掌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与中国在经济领域抢夺制高点，力求掌握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另一方面，日本力图通过“东亚共同体”，引导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进程，借助所谓“同质性”国家来抗衡中国。日本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以“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基础，试图以“价值观”、“制度”等政治“构件”，与中国争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力求通过日美同盟遏制中国。2005年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发表共同声明，确定了12项关于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首次将所谓“鼓励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大有插手台海事务的意图。2009年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进一步强调“针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的中国，双方在敦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相关者’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求其提高军事透明度”。日美以强化同盟关系遏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不仅无助于维护持久稳定的中日关系，也对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及区域合作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以上战略意图表明，日本对华政策理念尚且缺乏正确的平衡心态和理性的战略思维。
历史事实证明，中日关系不稳定，东亚就不可能稳定发展。近年来，日本国内一些人只看到两国的利益冲突，而无视中日两国合作共赢的成果及前景。包括日本执政党内仍然存在着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误读，不能正确处理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常常急功近利，忽视彼此“共同战略利益”，表现出有损中日关系的言行。譬如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国有化”方针已经成为破坏中日关系大局的现实症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