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间因近代交恶而累积的积怨，对中日两国民众造成的心理创伤与隔阂非常严重，双方要达成广泛而稳固的互信，自然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积沙成塔、水滴石穿的决心
钓鱼岛争端让中日民众之间的亲和度不断降低，相互不理解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使得本来就非常脆弱的中日互信基础愈加不堪一击。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剖析岛争背后的中日国民心态，这是重建战略互信的前提。
中国对日心态剖析
大国心理。中国是在历史上曾创造过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文明。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在近代之前的大部分时期里，深受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在历史交往当中，甚至出现了中日“同文同种”的说法。中国人对于日本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历史上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往往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日本，结果不仅造成对日认识的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形成了一种僵化、固定模式的日本观。因此也积淀了根深蒂固的民族自负心理，导致了中国长期存在着轻视日本的思想。
历史耻辱感。中国解决历史问题的根本方针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而日本则更多地强调“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重要性。在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始终不能正视历史，甚至不断发表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这成为引发两国摩擦、阻碍双方互信的一个根源。
领土挑衅。钓鱼岛问题是涉及中日主权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政府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虽然其至今仍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但中国从未放弃对其拥有主权的立场。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再挑衅中国，其一直认为，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拥有对该岛的主权和控制权，否认中日存在领土之争。日本的不断挑衅和干涉，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信任度急剧下降。
国际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委屈与不满。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紧随美国，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石，配合美国战略东移，积极参与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欲和平崛起，却很难被其他国家理解和接受，反而处处受遏制，因此也会产生委屈甚至不满。中日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很不一样，虽然当今世界已不再是冷战时代，但意识形态的差别仍然制约了双方的互信。
日本对华心态剖析
二重心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所著的《菊与刀》一书中深刻剖析了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称他们是“既好斗又和善，既蛮横又文雅，既勇敢又胆怯”，是“礼仪之邦而又目空一切”的民族。因而他们既拥有自己是“神佑民族”的优越感，又有一种对强者“温顺依附”的自卑感。所以自日本明治维新迅速崛起以后，日本人面对同属亚洲而落伍的中国，在潜意识里有一种优越感，而对于强大的欧美国家则在骨子里有一种自卑心理。民族的优越感使他们对落后于自己的中国及亚洲一直采取鄙视的态度，甚至对亚洲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扬言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用日本的标准来改造亚洲。日本人往往把交往的对象分为非强即弱，强者是交往的目标、攀附的对象，弱者常常就成为打击和掠夺的对象。
历史指责。日本文化中对生、死、罪有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看法，主张任何人死后都会变成一尊神，不应追究其生前罪行，视参拜靖国神社为祭祀死去的亲友。特别是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以来，无论是小泉本人还是日本的主流媒体，都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小泉个人的“政治信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激烈的对日批判，更加刺激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立场和意图的怀疑和指责。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把中国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视为干涉日本内政，并认为这是中国在打“历史牌”以制约日本。他们觉得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揪日本的历史辫子，使得日本永远抬不起头来，在外交中是“永远被动”。况且日本人认为日本在战后对中国的投资是对中国的帮助，中国不但不感激，反而还要不断以历史问题来谴责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原来有一定负罪感的日本民众也对中国开始不满。
潜在对手。中日两国地位的相对变化，也使国民心态和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之后，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世界性大国，都对自己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相应调整，以实现自己在新时期的战略目标。这不仅使中日关系从友好压倒一切的时代进入了重视国家利益的时代，使两国关系中摩擦和竞争的一面上升，甚至还引起了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和意图的不安与猜疑，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双方的互信。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也听不到中国威胁的论调。但当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使日本人失去自信，不少人开始把中国看成自己潜在的甚至现实的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开始流行起来。相反，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中国人更加自信起来，一些人摆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日自卑感，少数人开始主张对日本说不。中国战略发展目标在影响日本，部分日本人心理的不平衡也是影响其客观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一个障碍。
危机忧患。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2010年中国GDP总额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使日本产生了一种遏制中国的心理。政治上，中国政治大国的风范也突出地表现出来，例如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了一个协调人的积极作用；先于日本，与东盟签署了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初步协定；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强化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等。而日本面临的却是经济持续低迷、人民情绪普遍低落，举国上下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开始对历史上曾多次受过日本欺凌的中国的强大感到恐惧和担忧，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炉。特别是长期以来，日本的个别媒体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国的报道受控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失真的地方比较多，比较片面。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媒体不仅没有起到稳压器的作用，反而还不断煽动日本民众的排华情绪。一些本不应该政治化的事件最终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双方的对话与协商遭遇困难，直接导致了双方的互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