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4日至25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的电子版和纸质版上同时发表专栏文章《一份残酷而异常的记录》（A Cruel and Unusual Record），文章对美国10年来侵犯人权的状况提出了异常严厉的批评。
卡特是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他在1977年1月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捍卫人权”。在1978年12月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30周年的大会上，卡特再次提出，人权原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是确定美国同其他国家保持什么关系的一个因素。然而，35年过后，当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对美国自身的人权状况进行反省时，却不得不哀叹：“美国已经背弃了作为世界人权捍卫者的角色。”
卡特在文中指出：“最近曝光的那些令人发指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国家在侵犯人权之路上已经走得有多远。”他认为，美国大规模侵犯人权行径的发展起始于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之后，然后被两党的行政和立法行动所批准并不断升级，而且竟没有遭遇公众的反对。结果是“我们的国家已经无法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以道德权威的身份说三道四”。
卡特指出，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的基础。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我们政府的反恐政策不仅没有强化《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各项原则，反而现在公然违背了该宣言30条原则中的至少10条，其中包括不得施以‘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原则。”
他逐一列举了美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政策和行动：美国最近的立法使总统有权无限期拘留怀疑与恐怖组织或其“相关势力”的嫌疑人，这项法案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以及个人在未定罪之前当被视为无罪的权利；美国政府把美国公民当作暗杀和不定期拘留的目标；美国最近的一些立法撤销了1978年《外国情报监听法》的一些限制，史无前例地允许政府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从事不经许可的窃听活动，偷看公民网上通讯的内容；很多州的法律允许政府仅仅根据人的外貌、宗教活动和交游圈子就实行逮捕。美国政府奉行这样的主观解释原则：只要是被无人机击毙的男性，都被认为是恐怖主义敌人；如果空袭殃及了附近无辜的妇女儿童，那也是不可避免的。古巴关塔那摩监狱仍然关有169名囚犯。其中有约一半已经获准释放，然而他们何时才能得到自由，还是遥遥无期。美国官方透露，为了得到口供，那些少数接受了审判（只在军事法庭）的人中，有的曾被施以上百次的水刑，受到半自动武器或机械钻的恐吓，或者被以性侵犯他们的母亲相威胁。令人惊诧的是，这些事实不能被用来为被告辩护，因为美国政府宣称，这些措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而其他大部分的囚犯，还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被正式起诉或接受审判。
卡特对美国自身人权状况的反省，得到了许多美国网民的响应。网友约翰·洛克（John Locke）评论道：“美国总是假装保护人权，然后就将其他国家出卖给独裁者。”他的评论得到网友哈罗德·曼希尔（Harold R. Mencher）的回应，他说，奥巴马上台后在拉丁美洲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他们二人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自己的观点。网友基塔泰尼·霍克（Kittatiny Hawk）甚至自嘲地说：“我们才是恐怖主义分子。”
卡特对美国人权状况这种痛心疾首的反省，可以给我们两个方面启示：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人民要求美国政府对他们的人权予以更充分的保障，离职后的卡特作为一名普通美国公民对美国人权状况的这种批评，恰好反映了美国人民的这种要求和失望情绪。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外推行的“人权外交”，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说：“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将促进美国的全球利益。”然而，也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希普斯在研究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时所指出的：“军事、经济和战略考虑是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最后决定因素。人权较之国家安全目的必须履行的责任时，就成为一种附属性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种种怪异表现：一方面以人权卫士自居，到处去批评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另一方面，却公然践踏人权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国外肆意侵犯其他国家人民的人权，而且在反恐的名义下侵犯本国人民的人权。这种残酷而怪异现实，不仅引起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和鄙视，而且也使美国人民看清了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真实面目。正如卡特所指出的：“美国非但没有为世界的安全做出贡献，它侵犯国际人权的行为反而帮助了我们的敌人，疏远了我们的朋友。”美国政府应该认真检讨自己，看看在人权问题上自己究竟都做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