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已时隔一年。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发表社论，指出虽然在日本的土地上还残留着灾害带来的巨大创伤，但日本已然再一次出发。
文章摘编如下：
走在地震受灾地区，我们总会看到感人的一幕幕：面对着满目疮痍，受灾的人们却仍不放弃希望，尽力重建家园；即使势单力薄，志愿者们却仍伸出自己的双手想为灾区尽一份力。人与人之间情感相通，仿佛有一种超越了地域差别和年龄差异的纽带把日本国民紧紧相连。虽然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残留着灾害带来的巨大创伤，但日本已然再一次出发。
地震已经过去了一年，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
我们所失去的，难以衡量。约2万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数十万人的财产、日常生活、工厂、工作统统毁于一旦。而在福岛的核电受灾区，那里的人们甚至不能继续生活在世代居住的地方而被迫背井离乡。
我们得到了什么吗？我们让世界再次认识到日本人绝不向逆境屈服，即便面对废墟也会顽强的生存下去；我们再一次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和协作精神。
那么，我们从灾难中学到了什么？
其一便是政治的重要性。这是一年来日本的政治未能有效发挥其作用的反面总结。即便是现在回头看，3月11日之后的日本政治几乎达到了混乱的顶峰。虽然设置了多个灾害应对部门，但却远未实现政治主导作用。在灾难面前，政治家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作出有力的决断，各级官员也没有充分发挥其执政能力。执政党和在野党不仅未能齐心合力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反而由于两党的步调不一致使政局更加混乱。
因此，一些只能通过政治渠道得以解决的问题被全面滞后。直到5月2日才通过4万亿元的第一次补充预算。直到地震发生的四个半月后的7月29日才制定了指导重建的方向性政策「重建基本方案」。与关东大地震后4周内便成立的帝都重建院相比，直到此次地震发生11个月后的2月10日才组建了重建厅。
强化政府的执政能力不仅在保护人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在推动日本各项问题的解决方面，其重要性同样不容小觑。
其二是认识到重新考虑核电能源政策的必要性。我们以前过于轻信核电的安全神话，今后要致力于探讨如何减少对核电的依赖。替代能源如何填补核电能的缺口？核电能源的废弃物该如何解决？无论哪一个问题都非常棘手，如果日本能妥善解决这些难题，那么对整个人类世界也将有所裨益。
地震后的一年内，每一位国民都通过捐款和志愿者行动为灾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岩手、宫城、福岛三县，超过10万人的受灾群众转移到了临时住房和政府的征用房中生活，其中有很多老年人。当年，阪神地震后出现了很多老年人因为孤独选择死亡的先例，这一隐忧现在同样值得重视。因此，志愿者在未来的时间里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政府在受灾区的修复、重建举措将会有何进展目前仍前景不明。救灾前期的相关措施并不得力，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众参两院的不和、民主党的内讧以及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党派利益之争毫无疑问影响了日本重建的步伐。地震仅仅3个月后，国会围绕内阁不信任提案已有多次政局攻守，这些给日本的政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国会理应承担历史性的责任。
与此同时，三陆沿海区域地方政府在地震后共同面临着废墟处理这一难题。但是，根据每日新闻的调查，日本政府仅要求10个地方政府接收处理后的垃圾。虽然政府在地震后公示了焚烧垃圾产生的灰尘的辐射量，但当地居民对于其安全性抱有很大的怀疑。
对此，环境省理应认真、详尽的向当地居民作出合理的解释。2月份成立的重建厅采取了全新的体制，期待其在岩手、宫城两地的废墟处理中能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今后的一年在受灾群众漫长的重建生活中将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当地政府将致力于制定防止海啸惨剧的安全措施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此这一年对于区域发展而言同样至关重要。
中央政府提出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复兴原则，表示将会充分尊重当地的主体性而不会强加干涉。这一点固然很好，但它不能成为中央政府逃避责任的借口，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国家有义务给予地方政府人力、财力方面的支持。
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保证移居的人能够拥有必要的资金来获得新的住宅。由于通过征购水淹地获得的资金有限，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放活民间借贷的政策。此外，还希望政府能因地制宜，探索不同地区的住房解决之道，如建设共同住宅、放活渔业地区水淹地的建筑限制等。
当前，在受灾地区存在一些不满，认为政府对重建项目的认定标准过于严苛，对于财政拨款的使用也限制颇多。如果这种墨守成规的举措持续下去的话恐怕将影响地方的重建士气。
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财政预算是政府理应承担的职责，但如果出现国家的政策与当地的实际需求不吻合的情况，应采取灵活的手段转变预算使用方案。未来如果出现不可避免的财政支出，政府理应采取进一步的财政手段保证这一支出。在严峻的财政形势下，如何妥善解决此类问题并给国民合理化的解释将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任艳 杨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