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连日的骚乱让社交媒体再次走向风口浪尖。英国警方认为，以推特、脸谱为代表的社交网站和以黑莓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为传播煽动信息、组织串联犯罪活动，为作奸犯科者寻衅滋事提供了太多“便利”。西方社会在讨论反思，社交媒体是否也应坚持言论自由的底线，对新媒体是否需要加强进一步监管，社会公众在新媒体使用中又应保持怎样科学与理性的态度。
没有哪个时代如今天这般，互联网、新媒体能以如此深度和速度影响着舆论格局的分布、社会气候的转换乃至政治权力的更迭。在中东北非动荡中，社交媒体信息扩散速度之快、冲击力之强、影响范围之广远超乎传统认知，它成为一系列运动的催化剂。在2009年伊朗大选中，一些西方媒体和政治势力借助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小道消息，有美国政府官员甚至要求推特延迟原计划的网络维护，保持正常服务，以便为世界舆论聚焦德黑兰街头运动提供“独特素材”。不久前的挪威惨案发生后，德国一家青年保护网站统计发现，一些团体正越来越频繁地通过微博、网络聊天室、视频网站等宣传极右翼思想。据称，在YouTube网站上，有190个宣传片在鼓吹极右思想，号召人们参加极右团体聚会，影片的点击率高达17万次。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的围墙”被拓宽，公众一起加入到信息传播的队伍。大家不仅消费新闻和信息，也分享、补充、创造信息与观点，还会从“线上”转移到“线下”，用意见表达来改变社会现实。在英国骚乱中，既有暴徒和年轻人通过社交网站大肆串联，短时间内把“锁定”的商家洗劫完毕；也有几百名志愿者同样以网络“闪客”方式，迅速聚集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微博产生的蝴蝶效应让人着迷，让人激动，它神话般地拓展了人们获知信息的渠道，在提高工作与生活效率的同时，甚至会改变当代人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英国一位科学家如此感慨新媒体的魅力。
不过，新媒体是个矛盾复合体，“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失望”。技术平台的虚拟性、无障碍性，网民的匿名性，以及“把关人”机制的弱化等，使言论自由的界限被逐渐泛化，网络虚假信息、人身攻击、侵权违法、煽动暴乱等负面言行不断出现。在更短、更快的传播规则下，信息传播呈现新的“偏向”：以有限的篇幅展现事情最激烈、最尖锐的一面，成了吸引眼球的“法宝”，那些负面信息更能在带着批评的“转发”中成为焦点话题，并借助“意见领袖”的多级传播，引发大规模的道德声讨。面对强大的舆论场和群体性意见，个体难免不自觉地选择从众与模仿。英国骚乱中，各种怂恿和挑衅性的短信，让很多年轻人相信别人都在这么做，那自己也就顺便“趁火打劫”一把吧。一个偷窃了一台电视机的女孩在自首后，不解地反问自己“干吗要拿那台电视机，家里不缺电视机啊”？
而对“个性”的追求，对身份和利益的隐匿，也会促使一些用户去大胆发表偏激言论。英国以排外著称的“保卫英格兰阵线”宣称，在脸谱网站上，该组织拥有10万名支持者，每天能收到大量的评论和回复。欧洲学者指出，极右组织通过社交网站宣传反穆斯林和排外主义，营造激进的政治舆论氛围，可能会建立新一轮的种族仇恨，导致社会暴力和个人极端主义泛滥。这让人想起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作用的分析：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我们不必刻意夸大新媒体的作用和影响，也无须避讳其他深层次的矛盾和根源。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都有矛盾，这是客观现实。公众通过社交网站等积极建言献策、参与社会治理，这也是公民权利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当人们掌握新媒体这个自由的工具时，绝不能忘记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它不是一个脱离法律束缚的地带，也不是偏离理性、制造分裂和混乱的借口。自由和责任总是相伴而生，自由精神应是为着社会公共利益而服务。正因如此，自由精神才是美好的精神。事实上，“只有坚持不懈地自愿维护最高的社会责任感，新闻自由才能获得最大的保护”，数百年来孜孜探求新闻自由真正内涵的学者们获得了这样的结论。
新媒体时代赋予每个个体以更多的话语权，每一份声音都在参与话语场的建设。中国的一位微博“明星”曾如此理解“网络公民”的含义：“合格的公民，不止是遵纪守法，更要有一种坚定的力量能引导和影响他人，他应该是有一种魅力，能让他人看到美好和希望。”一个公正、理性、客观、内含责任的“话语场”，才能与其他“场”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